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誰提出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這無疑是對當今時代形勢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

　　“大變局”是對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遷的重大判斷。西方出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面頹勢，老牌強國雲集的歐洲已陷入老齡化深淵，社會結構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與中東湧入的數百萬難民的衝擊，經濟增長長期乏力，領人類啟蒙運動與工業現代化之先的歐洲日益成為暮氣之地，甚至被稱為人類“博物館”。

　　美國也不再是18世紀末《獨立宣言》發表時的那個“美國”，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在美國出現式微之勢。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會在2035年前後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與孤立主義的特朗普以“退群”“砌牆”“貿易戰”等方式，試圖力挽美國霸權之頹勢。

　　同時，新興國家集體崛起，全球政治出現大覺醒，西方發展經驗在非西方世界出現“水土不服”，各國根據國情走自己道路之風日盛。國際社會的行為體現出“新中世紀主義”浪潮，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意見領袖，還有“獨狼”式恐怖主義者、極端力量甚至智慧機器等或好或壞的因素都日趨成為與國家平行的國際形勢影響因子。

　　其次，“大變局”也是對國內治理出現綜合難度的重大判斷。網際網路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會出現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與即時化的管理挑戰。中國數千年來一以貫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會結構面臨衝擊，數字化時代的資訊擁有人與流量佔有者逐漸取代職別高低、財富多少、地位貴賤等傳統標準，成為社會權勢與執行規則的一個新標尺。

　　網際網路使得均衡發展的迫切性急劇增加，但發展主義的陷阱在資源消耗、生態壓力面前卻暴露無遺，節約型社會的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的推進對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極高，甚至是對數百年來發展哲學理念的突破。中國目前面對著頗大的貧富差距，全面消除貧困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前所未有過的“奇蹟般”任務。

　　與此同時，金融風險也不容忽視，中國是否能夠持續保持從冷戰結束以來“從未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大國”紀錄，是一種相當嚴重的考驗。

　　最後，從全球權力重心的角度看，當下也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領導力繼20世紀初之後再次出現洲際式轉移。一戰後，全球權力重心從歐洲西移至北美，現在，隨著亞洲崛起，全球權力重心正在逐漸向亞洲轉移，這反映在亞洲國家的市場活躍度、創新研發投入、工業製造規模、電子商務普及度、移動支付普惠性、基礎設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還包括時尚、旅遊、電影、小說等消費文化行業，亞洲的全球號召力與軟實力越來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見絀，以至於出現了集體性的西方焦慮。

　　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重大論斷，即“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後，他又多次重申這個論斷。

　　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體現在哪些方面：世界經濟重心之變：如果說一戰後因美國一躍而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世界經濟重心從大西洋東岸（西歐）向大西洋西岸（美國）的遷移是一次經濟地理大變局的話，當前正在發生的這次從大西洋向太平洋的遷移，其覆蓋範圍之廣、涉及的人口之多，已遠超上次。

　　世界政治格局之變：非西方化與多極化並行，大國間博弈和戰略競爭有所加劇，原有以大國協調為重要支撐的國際政治秩序面臨挑戰。

　　全球化程序之變：一些大國喪失了推動全球化的動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就會逆轉，新興經濟體已成長為推動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發達國家也從長遠利益出發，支援多邊主義和全球化。

　　科技與產業之變：以往的幾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均由大西洋兩岸國家唱主角，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雖美國仍擔綱主角，但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亦表現搶眼；為了將多數發展中國家遏制在產業鏈低端，一些發達國家科技競爭的手段正無所不用其極；人工智慧、生物基因工程等帶來新的挑戰，國際社會建構有效監管體系困難重重。

　　全球治理之變：一方面治理客體越來越複雜，需要各國特別是大國加強合作；另一方面，掌控著全球治理規則制定權的西方大國，卻不願意承擔治理責任，反而強化同其他國家的競爭，阻礙其他國家參與，惡化了推進全球治理的政治環境，這為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並推動治理體系改革創造了機遇。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更多的解讀來自學術界，視角總體上也離不開三個維度，即力量之變、時局之變以及中國的定位。

　　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個重要場合都提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7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接見回國參加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的全體使節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