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神--藏族的民間信仰

　　其一雙重環紋生命箭，是男子的象徵，新郎的箭；另一金箭代表父親送給女兒的禮物。這種婚姻習俗中的箭崇拜一直沿襲到現在，在西藏或者在康區、安多，婚禮上還可以見到它，或者送新娘到新郎家去時衣襟上掛一支箭；或是繫有哈達、小鏡、綠松石等物的彩箭。甘肅南部白龍江中上游沿岸藏族的結婚儀式中至今還儲存較完整的箭崇拜習俗：迎親這天清晨，新郎家早已請本教祭師經一定儀軌制做好一支箭，由祭師和迎親隊伍帶到新娘家；新娘動身前往新郎家時，這支箭又回到了新郎家，最後放置在新郎家的神位上，這個神的象徵物從此永久地保護這個家庭和新人的幸福。 其二和生產和生活實踐活動有關。與其他民族一樣，早期的箭，藏族的先民們仍然用於狩獵，再往後有了部落間的戰爭，箭也就用於戰爭了。苯教的著作和稍早的一些故事中涉及了這一內容。有一則故事寫道：在“時”與 “岸”的分界線上長了一棵既不是植物又不是水果樹的樹，樹葉如絲綢，水果如金子，樹皮如布，荊棘如兵器，花朵也長得奇特。一天，拿著白箭翼神箭的恰馬羊喀騎一頭山羊爬上德喀山山頂看見這棵樹，意識到“葉”與“岸”的戰爭即將來臨，這次戰爭是現實與虛幻之間的鬥爭，戰爭開始後，“葉”的軍隊駐紮德喀山頂，“岸”的軍隊宿營索日山腳下。古傑仲喀進行調解，現實與虛幻兩方互不相讓。代表“葉”方的山羊拉蔡噶巴——白色斑點的羊，眾神之侄，崗準樓樓大師和一位女神的後代，和代表“岸”方的山羊森蔡居塞克那——黑背的灰羊，惡魔之侄，一位大師與女妖的後代，兩隻山羊被領到了調解人所在的兩軍中間地帶。兩隻羊都被旋轉了9 次，然後拉開。拉蔡走上了德喀山頂，森蔡轉向了索日山腳。現實的神勝利了。若兩隻羊走錯了地點，就意味著神的失敗。接著，“岸”的領主卓波一方打造了各種兵器，“葉”的領主被暴風雨淋溼了，用拉娃巴欽神羊的毛做了一頂帽子。這支系著白綢和銀鏡的箭被看成是法器，逐漸象徵著象雄苯教占卜預言中的360 位神。 其三，箭神也出現在苯教關於宇宙起源的故事中——很早以前，南喀東丹卻松國王有五種本原物質，法師赤傑曲巴把它們聚集起來，放入他的體內，輕輕說聲“哈”，風就以光輪的形式吹到旋起來，於是產生了火。火借風勢，風助火威，火的熱氣和風的涼氣相遇產生了露珠，露珠再生微粒，微粒被風吹落，漸漸堆積成山，順而形成世界。從五種本原物質中又生出一發亮的卵，當卵與光輪相撞時，產生了火光，向上射去的在空中散開成為託塞神，向下射去的形成了達塞神。這裡的箭神在傳說中彷彿是最古老的，然而它沒有具體的作用。發亮的卵產生的是現實世界，倘與發黑的卵所產生的虛幻世界相比較，散射神與箭神的對應面是，黑卵在黑暗世界裡爆炸時黑光上射形成的愚昧和迷惑，下射形成的遲鈍和瘋狂，那麼，箭神所代表象徵的或者說它的內在形象應該是睿智和善良。 編輯：民俗網

　　筆者在媒體上看到的報道，大多采用了城隍神源自水庸的說法，甚至有人調侃地說，廣州人有“水鬼升城隍”一說。

　　這種說法倒不是近年專家所獨創，遠在唐朝，便有一位叫呂述的人提出這一說法。到了明朝又有兩位學者沿襲這一說法，王崇簡和孫承澤二人甚至把城隍上溯到堯帝的時代，他們認為墉字與隍字同義，因此，水墉跟城隍是指稱同一個神明。

　　其實，早在1935年，鄧嗣禹先生就在其論文《城隍考》中論述了這一說法的謬誤。鄧先生認為，城和墉二字只見於金文，而不見於甲骨文，而隍字更是兩者中都不見，由此可知，這些字的起源並不是那麼古老，要上溯到堯帝時代自然是不可能。此外，鄧先生指出，城和隍二字最早見於《周易》，但是二字連用，最早是見於班固的《西都賦》的序中，“京都修宮室，浚城隍”，文中的城隍指的是城池，而非城隍神。其後鄧先生又舉出《梁書·陸襄傳》和一首唐詩為例，說明城隍一詞常是用於指稱城市或城池。水墉實際上是溝渠，與指稱城市或城池的城隍，意思相去甚遠，把兩者說為一物，實在是牽強。

　　不少地方把當地的城隍神附會為上古的歷史人物，例如春申君、紀信、灌嬰等名人，殊不知，根據鄧嗣禹先生的考證，城隍神的出現應在公元六世紀中葉，亦即南北朝時期。

　　因此，那些以漢代甚至更古的歷史名人作為城隍的傳說自然是後人附會。同樣地，把城隍說成源自水墉神，也是有人希望透過跟儒家經典掛鉤，好讓城隍可以在正統的禮制中獲得一席之地。

　　 在中山市，民間小廟隨處可見。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大地上經歷了一次次疾風暴雨式的“破除迷信”活動和運動，民間信仰因此受到打擊和摧殘。這主要是受18世紀以來的西方啟蒙理性的影響，“迷信”和“淫祀”（拜鬼拜神、祈福禳災等功利性很明確的宗教行為）受到全社會的抵制與清除。在人們的眼中，民間信仰具有“無建制”、“無組織”、“非理性”、“反科學”等特徵。 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與落實，民間信仰及其活動漸漸甦醒，重現於中國大地並日漸興盛起來。近年來，筆者曾多次深入廣東中山市各鎮、區進行民間信仰狀況的田野調查。當我們置身於中山市400多處大小不一的神廟裡（截止到2007年，中山城鄉共有486處神廟），看到民眾圍繞神靈所舉辦的諸多活動時，不得不對30年來民間廟宇復興的強勁勢頭和民間信仰的蓬勃發展感到驚訝。驚訝的是為何有如此眾多的神廟，民眾又為何有如此高漲的熱情投入到民間信仰的敬拜中去？

　　民間信仰的地位和作用

　　民間信仰是一個長期以來被忽視但卻是我國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傳統，民間信仰的存在滿足了絕大部分中國人的信仰需要。傳統的儒釋道三教的普及，也是一部向民間信仰靠攏、走近的歷史。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歐美學界甚至開始把中國各地的民間信仰當做與儒釋道三教享有共同基礎，與三教相併列且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第四傳統的部分。學者們已逐漸摒棄把民間信仰只單純地視做庶民信仰、草根信仰的做法，而傾向於將其視為全體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我們的田野調查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種看法不無道理：我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民眾的日常信仰，其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於大眾百姓的思維方式、社會關係及政治行為等都有極大的影響。

　　對於大眾而言，信仰並不是高深的學問，並不需要有系統的學習和掌握才能建立起來，信仰是一種直截了當的情感，無需任何深沉的思索。他們對神靈的信仰顯得質樸單純，宗教情感儘管缺乏理性思索的成分，卻不乏執著。從人們信仰的“外化”儀式上，可以看出他們在其中所寄託的宗教精神。而從人們在民間信仰中“所寄託的宗教精神”這一點說明，無論經濟怎樣發展、科學怎樣昌明，人類也無法從生存的焦慮中完全獲得自由。信仰作為人們的終極關懷或使人安身立命的意義系統在現代社會仍然擁有巨大的生存空間。即使在物質與消費文化甚囂塵上的當代，人仍然有對精神、對超越的追求，這就是人的高貴所在，也是為什麼宗教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仍很活躍的原因所在。

　　對百姓而言，今生與來生、自然與超自然、肉體與心靈，從來就不是彼此分割、完全對立的。人們可以在舒適的房間裡享受現代化帶來的種種便利，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空間，如在家裡和村子中專門留出一小塊地方來祭拜神靈，在世俗與超自然的世界間穿梭自如。傳統的超自然思維和現代化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共融共生的。尤其在民間，人們的思維及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包括民間信仰在內的大眾文化、傳統文化所塑造，而不完全是由現行教育制度所塑造的。

　　從宗教生態的角度而言，民間信仰是中國五大宗教均衡發展、關係和諧的共同基礎。中國民間信仰往往融儒、佛、道和其他宗教於一體，其多神性、多教性、和諧性無形中制約著、推動著五大宗教的發展規模和風格，不使一神教過度膨脹，又使各教互相尊重，共同發展。

　　宗教的民間化也是現代和未來宗教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從世界宗教發展新趨勢看，民間信仰或民間宗教與主流宗教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甚至主流宗教也正在不斷民間化、民族化、地區化、生活化，成為民眾的一種精神生活方式。這一過程將會持續下去。放眼近現代的人類社會，政教分離、科學與宗教分離、教育與宗教分離等是總的趨勢，傳統宗教因此縮小了活動範圍，政治身份被淡化。如在美國，基督新教相對於天主教便具有教派多樣化、活動社群化的特點。基督教在西歐更是散化在世俗之中，有形制的活動越來越少了。而在臺灣，作為合法的宗教社團是很多的，既包括傳統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也包括新興宗教如天帝教、天德教、軒轅教等，它們都是合法的、平等的宗教，原有的主流與民間的界限已十分模糊。媽祖崇拜在大陸被視為民間信仰，其在臺灣的主流地位卻無可置疑，而且成為兩岸一家的重要文化紐帶。由臺灣的經驗推斷，經過改革、最佳化的民間信仰或民間宗教（包括組織化的和民俗性的民間宗教），是可以與當代社會相適應的。

　　民間信仰多寓於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民俗習慣中，透過其場所和活動，有效地推動了農村社群自我組織的形成和自我管理的完善，成為凝聚我國鄉土社會族群向心力的精神家園，也成為維繫鄉村秩序的紐帶和開展社群活動的中心。以廣東中山為例，神廟成了當地社群的公共場所。以神廟及其周圍的空曠地帶為中心興建一些娛樂休閒設施，諸如搭建簡易戲臺，安放健身器械，擺放棋桌、牌桌、茶桌等等，這對老年人頗有吸引力，他們在平常的日子裡也常來此消遣。民間的廟會或神誕是一年中最為隆重的拜神活動，此時神廟不僅是舉辦慶典和祭拜活動的主要場所，而且是娛樂中心和收款總部。這時神廟除了是一個“熱鬧的社會活動中心”外，也是一個人們能把個體與宇宙、個體與神聖的存在以及個體與他人的存在相聯絡，因而從中找到安慰和感受到“集體亢奮”的“神聖中心”。廟會基本上都是全村參與，也有鄰里近村的人前來助勢助興。透過這些儀式和共同的參與，人們從中感受到美好的生活遠景，即創造精神支撐、信任和希望的共同家園。正因為如此，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神靈是不可或缺的，神靈在民間生活場景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正確認識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是我國曆史上長期存在並將繼續長期存在的一種宗教現象。作為一種不從屬於任何一種宗教的、民族特色鮮明的本土信仰資源，它在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構建中具有不同於制度化宗教的地位和作用。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應當是多元共存、相互尊重、相容幷蓄、相互交流和協調發展的文化形態。民間信仰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們建設民族道德信仰體系的精神內涵之一，因而要大力弘揚其蘊含的優秀民族傳統文化。與此同時，應理性評估民間信仰的社會地位，充分發揮其正向功能，引導民間信仰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相適應，放棄對民間信仰不必要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給予它應有的地位，使之獲得與其他宗教信仰平等的發展空間，使我國民眾的信仰空間仍然保留著傳統的文化精神。而在民間信仰走向復甦，在承認民間信仰的合法地位、保護信眾進行規範有序的信仰活動及其合法權益的過程中，又應加強引導，抑制其負向功能，興利除弊，並不斷創新民間信仰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