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區四川北路的精武會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體育團體，也是運作得最為成功、持續時間最久、影響最深遠的。當年的精武門今年已經邁入第102歲，意圖重振百年精武雄風的精武會館即將在2月底重新開放，霍元甲先生的半身塑像擺放在精武會大堂，而他將見證精武會的又一次華麗轉身。
精武會館2月底再度開放
1910年，晚清宣統年間，上海的空氣裡還殘留著寒冬的清冷，42歲的天津武師霍元甲和徒弟劉振聲一起來到上海。他留著長辮，灰土布短衣、布鞋，一副“北方土佬”的裝束。此行霍元甲是受農勁蓀、陳其美、陳鐵笙和陳公哲等幾位同盟會成員的聘請，南下挑戰英國大力士奧皮音。
1911年，霍元甲在上海安頓下來，並創辦了精武體操會。在霍元甲病逝之後，創辦人之一陳公哲接過精武，正式改名為：精武體育會。精武體育會的社會化運作由此開始，成立了董事會，設立部門分配工作，聘任教員；確定了會徽、會旗、服制——陳公哲不僅親手繪製了會徽，還制定了精武會訓和規範會員行為準則的“精武式”。精武會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體育團體，也是運作得最為成功、持續時間最久、影響最深遠的。
翻開精武會那時的教練名單，那是一份聚集了民國武林大腕的名冊：達摩劍趙連和、吳氏太極拳吳鑑泉、楊氏太極拳傅鍾文、摔跤教練佟正義、螳螂拳宗師羅光玉、鷹爪拳宗師陳子正。自此開始，精武走上了一條博採眾長之路，以聚集全國武術名家為目的，而不限於一家一派。日後，陳公哲在《精武會五十年》中表達了自己當年對精武的冀望：“發展於全民，乃至於國際效能。”
民國時期的武林，武師們行走在名流和社會底層之間。對下，有著威懾民間的作用，穩定治安；對上，他們出入城市裡最頂尖的聚會，和齊白石、梅蘭芳一樣，是城市裡的“角”和政客要人的座上賓。隨著歷史變遷，當年的精武在今年已經邁入第102歲，意圖重振百年精武雄風的精武會館即將在2月底重新開放。
武術本是中華民族“根性”
上世紀初前後，一批批武師像霍元甲這樣離開生長和練拳的地方，來到上海闖蕩搏世界。早霍元甲60年，另一個年輕武師馬永貞從山東南下。據《上海體育史》記載，馬永貞是第一個把查拳帶到上海的人。這門創建於明代的功夫講究“行如風，站如釘”。等到日後查拳名家楊鴻修在上海正式傳播查拳，已是70年之後的事情。
在硬派武俠作家、電影《一代宗師》的編劇徐浩峰的眼裡，清末民初甚至是中國武術最好的時代。那時候，一方面維新和革命的呼聲從清庭的內外部一起發起衝擊，大廈將傾，清朝政府對民間此起彼伏的革命組織、反清復明組織、打著體育旗號的革命組織、真正的體育組織，失去了判斷和制約的能力，武林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發展空間，以至於武術流派前所未有地林立，不同風格的拳術、器械技藝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豐富。另一方面，梁啟超、孫中山等有識之士意識到從宋代文武分流以來，中國人民族根性的變化，少了唐人的利落，多了糾纏。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民族性一定要文武合流。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武術前所未有地進入公眾視線，人人向武，武術家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缺少軍隊支援的梁啟超撿了一條命，他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在《中華之武士道》這本書裡列舉了71種歷史上的尚武典範，並告訴民眾，這些就是尚武精神的所在，也是解救當世中國危難，振奮國民精神的良藥。“若國人皆如此，何懼強人來襲，又怎會被人笑為‘不武之民族’！”
在時勢的推動下，一個個武林名師主動投入時代的洪流，而不是像以前白鬍子師傅所教導的，功夫不可輕易顯露。在有識之士的推動下，民國武術界也找到規模化發展的途徑和影響深遠的傳播方式。首先，武術教育獲得了法定的傳播地位，從明清的地下走到地上。1915年4月，民國教育部頒佈條令：“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武術正式進入學校教育。其次，一部分思想開明的武術家把自己的絕技影印成書籍，大方傳播，比較著名的有陳鑫的《陳氏太極拳圖說》、孫祿堂的《八卦拳學》、楊澄甫的《太極拳體用全書》，以及姜容樵的《秘宗拳》、《青萍劍》等。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第三，眾多名師在全國牽頭成立了不下百家武術社團，每家旗下少則百人，多則千人、萬人。當時政府甚至出臺政策鼓勵民間興辦體育會，可以享受和教育會同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