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制禮明分

　　在理論上進一步實現和完成儒家經濟倫理的制度化，這是荀子對於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發展的重大貢獻。

　　無論孔子還是孟子都十分強調以倫理治國，以致於在他們看來良好的道德教化甚至可以完全代替法律等強制性治國手段。例如孔子曾對季康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他認為“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並聲稱他為政便可以實現“無訟”而使法律強制完全成為多餘。孟子則認為以同情心便能包治天下，他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與孔孟之儒相反，商鞅、韓非等法家則忽視甚至根本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把法治視為治國不二之法門。商鞅強調，“有明主忠臣產於今世，而能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於法。” 他甚至認為以禮義道德治國則國“必削”、“必貧”：“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 韓非反對儒家把禮義道德作為人們的行為規範，而主張以“法”為人之言行之準則，他說，“一民之軌，莫如法。”“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 他認為“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 並斷言“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慧也。” 可見在他看來儒家的倫理治國乃是亡國之道了。

　　顯而易見，商韓與孔孟之間的這種“法治”與“德治”之爭，都是各執一端的偏頗之言。事實上，道德教化和法律強制作為國家統治的內聚力與外控力同樣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只有把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建立並鞏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及其經濟制度。荀子的重大貢獻就在於完成了這種理論綜合，從而把“德治”同“法治”結合了起來。荀子認為，“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 可見二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廢。在荀子看來，“禮”如果不能制度化、法典化，貧富貴賤之等差便不能真正得以保障；同時，製法如果離開了禮，也便失去了依據，他強調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因此應該“起禮義、製法度”，把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經濟倫理思想方面，荀子繼承了孔子關於在等級制前提下既承認人們謀得財富的道德合理性又強調對其求利行為給以道德之限定的基本思想原則，繼承了孟子關於發展小農經濟和地主經濟的思想主張，也吸收了法家關於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等思想主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建立健全一種超宗法關係的新型等級名分制度的學說。荀子的經濟倫理思想以“禮”為核心，其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強調了儒家經濟倫理規範的制度化。

　　荀子是首先從分析人的慾望來展開他的理論的。他承認，人的物質慾望是人們生來就具有的，他說：“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據此，他斷言，“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 把“好利慾得”說成是人的本性，固然不見得妥當，然而荀子在這裡強調了這樣一個普遍的道理：人一生下來，便開始具有並且向社會提出了自己的物質需求，為了滿足這些物質需求即為了生存，人們便不能不去從事物質資料生產或透過別的途徑去為自己謀求物質財富。

　　荀子講的“禮”的具體關係如下：

　　1、禮的範圍有大有小，大是指社會約定俗成的秩序，它的核心是“德”；小是單指周公制定的禮，也就是官方的邦國爵位的秩序。

　　2、荀子的說法，是說的小禮，即官方的禮，也就是禮法。因為他主張法禮並舉，禮是官方對爵位的要求，法（單指律法）是官方對個人的要求。

　　3、周邦依照禮分封諸侯，最後周邦實力下降，諸侯並起，禮崩樂壞。於是諸侯又在內部自己訂立了一部禮法，以規範自己境內比自己再低些的諸侯。各強國珠玉在前，任何的禮法，都管不了壞掉的人心。

　　荀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荀子的明分論。在戰國後期政治經濟學術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荀子的經濟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這時，封建經濟已有了幾百年的歷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建立已是大勢所趨。但是這一社會所包含的某些矛盾也日益暴露出來。擺在地主階級思想家面前的任務就在於解釋這一社會制度，說明它合理性，併為它的發展和鞏固提供方案。荀子經濟思想中的明分論就是解決前一個問題的，富國論就是解決後一個問題的方案。明分論是對封建制度的說明，也是調節封建社會中人間物質利益關係的理論。荀子的明分論是建立在他的慾望論和分工論的基礎上的。荀子認為“人生而有欲”，這種人生而就有慾望，包括人的生存慾望，還包括不少已超出人的生理上本能的要求，而帶有私有制下所產生的對財富和權力的貪婪。在荀子看來，人是有慾望的，而物是不足的，這兩點使人們互相爭奪，於是需要“明分”，“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作為“養天下”的“本”。 荀子認為，“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為了滿足一個人的需要，需要很多人生產的物品，需要分工，需要互相幫助，組成“群”，即組成人類社會。“群而無分則必爭”，為了避免“爭”也需要“分明”。所謂“明分”，就是“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所以“明分”主要是在確定人們地位的基礎上，調節人們的物質利益關係，也即調節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佔有。 這種“使用貧富貴賤之等”的“兼足天下之道”，當然是不均等的。荀子認為這種不均不等是自然的、合理的。因為“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使”，這就是《尚書》中所說的“維齊非齊”，只有不齊才能齊。二、荀子的富國論荀子和他之前的儒家不同，他不僅關心富民，也關心富國，並專門寫就了《富國》。但他所講的富國又有別於法家，他並非只注意國家的財政收入，而是著眼於整個社會封建經濟的發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荀子為富國提出的政策主張是“強本而節用”和“節用而裕民”，這些主張包含著互相聯絡的三方面內容，即強本、裕民、節用。 所謂“強本”，就是加強農業，努力發展農業。荀子很重視穀物生產，他主張對五穀要精心種植，增加產量，“一歲而再獲”。荀子對生產的發展，是有長遠觀點的，不僅強調順應農時，而且注意資源保護，生態平衡，使生產不斷地順利進行。為了強本，荀子認為農業生產是財富的本源，所以他認為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多國家就富，相反，脫離農業的人口多，國家就會貧。因此他提出了“土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他提出“省工賈，眾農夫”，主張控制農業以外其他部門的發展，限制這些部門從業人員的數量，以保證農業生產有足夠的勞動力。荀子雖然認為“工商眾，則國貧”，但是對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作用是肯定的，並主張實行有利於工商業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