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秋水：保護歷史的記憶

　　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說過，所有“現在的事態”，都是具有不同起源和節奏的運動複合體，今天的時間既 始於昨天、前天，也始於遙遠的過去。但在今日的中國，似乎正在有一種趨勢：這個社會已經如此富有，可以任意揮霍它的資源，以致於它狂傲到不止遮蔽遙遠的過 去，還可以拆除昨天與前天。

　　在幾十年裡，城市被當做可以隨時撕毀的白紙。譬如出於商業利益拆毀從過去倖存下來的建築，代 之以能夠提供更多方便和更符合時代情趣的建築。最近北京梁林故居“維修性拆除”以及重慶蔣介石重慶行營“保護性拆除”，讓人覺得這種針對“歷史意識”的暴 力，似乎到了要將其連根拔除的地步。

　　自十九世紀以來，保護舊建築和紀念建築就是個人和政府的一項重要活動。那些與神聖事物、世俗 權力、藝術和歷史等有聯絡的建築，是構築社會與個人歷史意識的重要元素。歷史意識是一種心理機能，它本身不是一種內容，而是一種對過去事物的感受力。因此 無論是對歷史敬重與依戀，還是仿效與憎恨，此種感受力，皆是有或沒有記載的歷史在人的心靈中所培養，它傳遞給了每個在社會中成長的人，成就人在精神活動裡 不可缺少的時間維度。

　　因此，保護歷史建築遺存，在一定程度上與民族意識相關。作為單個人的歷史意識，不會只滿足於 構造自己的生物世系，來填補歷史空白，它對自我的界定，一定關涉廣泛縱深的往昔事物，職業、愛好、階層、宗教和民族等。於是，在代代相傳中，一種宗教信 仰、一種藝術風格、一種社會制度，既延續共同之淵源、主題，也會發生變異，然後形成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

　　梁林故居所承載的正是建築史和文學史某個階段的重要價值，蔣介石行營作為抗戰遺址則是那段一 寸山河一寸血艱危時日的象徵。它們的存在，雖未必儲存在大眾記憶之中，但經由歷史學家等職業人士描繪、普及並制度化之後，便會喚起大眾對歷史人物和文物、 歷史事件和信仰的回憶，從而加強人們的歷史意識。它使過去延續至今，在代與代之間、一個歷史階段與另一個歷史階段之間保持了某種連續性，構成了一個社會創 造與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密碼，並且給生存帶來了秩序和意義。

　　是的，歷史時間在變化。近代以前，它緩慢地前進，其速度如此之慢讓人難以察覺。而在變化速度 不斷加快的時代裡，歷史時間在加速度飛轉。但我們並非要重建過去的生活方式，也不能想象一個佈滿永恆建築的城市。事實上，很少有人如此熱愛過去，以至願意 放棄今天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便利。社會的迅速轉型，會摧毀那些不再有適應性和靈活性的舊傳統。但一如霍布斯鮑姆在《傳統的發明》中說的那樣，“被髮明的新傳 統”，必定是移植於舊傳統之上，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性。

　　沒有歷史的城市無法滿足人的情感需求。拆除舊建築之後假裝古老只會像小丑一般可笑。居民們無 法把自我置身於一個具有時間深度的境域，並且去解釋自己的起源。當記憶不起作用時，想象力也會飛走。當遨遊時間的翅膀被折斷，人會變得急躁、幼稚、任性和 愚蠢，人和城市一樣，只是一件現代展品。

　　這是人類與過去的關係。過去可以療傷，也可以毀滅；可以引導，也可以腐化，像布羅代爾說的那樣，“過去和現在將永遠互相給對方以啟示”。

　　韓城市西莊鎮東莊村有個法王廟，廟內供奉法王神像。法王姓房名寅字百虎，唐末韓城西莊鎮井溢村人，傳說屈原後代，壽110歲，驅邪治病的名醫。因靈通帝夢，為宋真宗治疽而愈，後追封為法王，並在其靈貺觀之旁建廟祭祀，韓城人尊為神，每逢過節，村民蒸獻法王饃祭祀，祭神之後，家中男丁分而食之，意為仰仗法王神靈，強壯身體，驅病消災。

　　附近八個村（東莊、西莊、郭莊、井溢、上甘谷、下甘谷、柳枝、楊村）每年正月十五迎接法王神像進村，在村中供奉“法王神之靈位”，各家輪流奉祭獻飯，直至清明節，合村送神回廟。迎送時，村民用十六抬，高2米，寬1米的法王專用木質神龕安放法王神像。法王神像赤面金身，橫眉怒目，手持寶劍，腳踩毒蛇。接送法王神像過程中，抬手穿黃衣，扎紅巾（或黃巾），如皇宮武士打扮，並要在村中和法王廟耍神樓，也叫抬神樓。耍神樓時，抬手的步伐要與鼓點節奏相配合，按｜ｘｘ｜ｘｘ ｘ｜ｘｘ ｘｘ｜ｘｘ ｘ｜步調做“耍架式”舞蹈動作。神樓周圍吊有許多銅環，抬樓人手足戴有串串銅鈴，銅環和銅鈴隨抬手步伐和諧律動，並有鑼鼓隊伴奏，周圍花杆舞動，村人上廟前呼後擁，獻祭焚香，唱大戲，鑼鼓喧天，人山人海，氣勢澎湃。

　　我們常聽人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倫理與道德原則。這種感慨何代無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記錄上，曾有人做過同樣的感慨。而中國的經典裡，也時時充滿了這種感慨。其實，每隔一段時間，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都會有所轉變，於是新時代的價值和舊時的價值就會不同。

　　我們以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價值轉換時期為例證。新石器時代，人類是在村落裡聚族而居。社群很小，人群也很少，其倫理原則基本上是內外有分，對自己人是一種標準，對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種標準。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後，都有鬼不歆非類的說法。西周時，建立了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論：上天是公平的，對有道德的人會加以庇護，而周人是受命於天來做當時中國天下的統治者，上天所訂下的道德原則應該是普世的，不受部族與社群的限制。這個普世的道德觀，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但它是否真正的普世的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於當時的貴族階層，即所謂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對貴族階層以外的一般人，貴族們並不覺得他們也應該遵從同樣的道德，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次轉折應當是在孔子時代。孔子最大的功勞不是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勞是在對古代經典予以新的闡釋。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舊的貴族價值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做為普世價值的觀念，真正的變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為法則。譬如，他所說的“仁”不再是貴族所獨有，而是每個人都秉賦的一種本性。他所說的“禮”，不再是鞠躬進退，而是一般人都應遵從的禮儀。孔子界定的這一套普世價值觀，對中國有長期的影響。從孔子以後，中國人的行為法則，都不脫孔子所訂下的原則。孔子要如此做的原因，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組織已經改變，封建社會已經崩潰，他必需要重新建立一個不屬原有封建秩序下的倫理與道德。

　　另一次大轉折是在東漢末年魏晉之間。這個時期儒家理論所鑄造的漢代社會秩序，也就是以忠、孝、節、義等道德原則所界定的古代中國社會秩序，在此時經過一次大轉變。再加上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經崩潰，必需要尋找另一套秩序來替代。在尋找秩序的過程中，魏、晉的思想家顯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把道家思想重新復活，開始談論自然、出世、人的主體性等議題，不再如同儒家一樣，注重社會的主體性。這一次的大轉變，從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禮壞樂崩”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場而言，這是一個重建的過程。這次重建的過程延續了1000年之久。直等到佛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為一，成為三教融合的一個新的中國思想體系，也就是朱熹的時代，理學才又重新界定了社會的秩序。社會本身要有一定的穩定性，社會的每一個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價值，實際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價值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與這種制度相配合的，是小農經濟、皇帝制度、知識分子精英及儒學治國的一種穩定體系，所以此時注重名節而不注重個人的權益。這段時期所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支配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有數百年之久。但是這種穩定的中國體系終究會面臨挑戰與壓力，在明代末期又面臨一次轉折。

　　明代末期，王陽明學派對朱子學派有基本上的質疑。而當時國家機構所表現的效率與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為代表的國家機構是否真能符合穩定社會所盼望的政府形態也受到質疑。我們由明朝末年的文學作品、歷史記載上，都可看到有殉道的人物，也有偽善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學者開始認真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社會的結構。以黃宗羲、顧炎武為代表的學者，甚至懷疑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提出許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觀念。我個人認為這一段的中國思想史，幾乎可以與西方的啟蒙時代的思想相類比。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換代之後，無法繼續下來。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代的帝制比以前更為徹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來的傳統儒家思想，由於強調穩定性，必定是趨於保守。所以朱學的知識分子雖具有正統的地位，卻不會容許明末這些挑戰者繼續發揮他們的思想。

　　因此，從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紀，是中國在思想上極為呆滯的時代。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被當做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為大家所遵循，但其間虛偽之處太多。同時也沒有新的力量出現，可以擔起翻舊更新的工作。這種文化系統實際上是缺少活力的，沒有辦法真正面臨另一股大力量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