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傳文言文翻譯

　　1、董仲舒，是廣川郡人。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時曾拜為博士。他居家教書，上門求學的人很多，不能一一親授，弟子之間便依學輩先後輾轉相傳，有的人甚至沒見過他的面。董仲舒足不出戶，三年間不曾到屋旁的園圃觀賞，他治學心志專一到了如此程度。他出入時的儀容舉止，無一不合乎禮儀的矩度，學生們都師法、敬重他。當今皇上即位後，他出任江都國相。他依據《春秋》記載的自然災害和特異現象的變化來推求陰陽之道交替執行的原因，因而求雨時關閉種種陽氣，放出種種陰氣，止雨時則方法與之相反。這種做法在江都國實行，無不實現了預期的效果。後來他被貶為中大夫，居家寫作了《災異之記》。這時遼東高帝廟發生火災，主父偃嫉妒他，就竊取了他的書上奏天子。天子召集眾儒生把書拿給他們看，儒生們認為其中含有指責譏諷朝政之意。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這是自己老師的著作，認為它愚蠢至極，於是把董仲舒交法官論罪，判處死刑，但是皇上降詔赦免了他。於是董仲舒始終不敢再講論災異之說。

　　2、董仲舒為人廉潔正直。這一時期朝廷正用兵向外排除四方邊境內外少數民族的侵擾，公孫弘研究《春秋》成就不及董仲舒，但是他行事善於迎合世俗，因此能身居高位做了公卿大臣。董仲舒認為公孫弘為人阿諛逢迎。公孫弘憎恨他，就對皇上說：“只有董仲舒可以擔當膠西王的國相。”膠西王為人狠毒暴戾，但是一向聽說董仲舒有美德，也很好地禮遇他。董仲舒害怕居官日久會惹禍上身，就稱病辭官回家。直至逝世，他始終不曾營治私產，而一心以研究學問寫作論著為本職。所以自漢朝開國以來歷經五朝，期間只有董仲舒對《春秋》最為精通，名望甚高，他師承傳授的是《春秋》公羊學。

　　3、瑕丘人江生研究《春秋》谷粱學。自從公孫弘受到重用，他曾收集比較了谷粱學和公羊學的經義，最後採用了董仲舒所傳授的公羊氏的學說。

　　4、董仲舒的弟子中有成就的人是：蘭陵人褚大，廣川人殷忠，溫人呂步舒。褚大官至粱王國相。呂步舒官至長史，手持符節出使去決斷淮南王劉安謀反的罪案，對諸侯王敢於自行裁決，而不加請示。他根據《春秋》經義公正斷案，天子都認為很對。弟子中官運通達的，做到了大夫之職；謁者、掌故的則有百餘人。而董仲舒的兒子和孫子也都因精通儒學做了高官。

　　1、 董仲舒，是廣川郡人。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時曾拜為博士。他居家教書，弟子之間便依學輩先後輾轉相傳，有的人甚至沒見過他的面。董仲舒足不出戶，三年間不曾到屋旁的園圃觀賞，他治學心志專一到了如此程度。他出入時的儀容舉止，無一不合乎禮儀的矩度，學生們都師法、敬重他。漢武帝繼承帝位以後，下令薦舉賢良文學之士先後一百多位。董仲舒作為賢良回答皇帝的策問。策問結束後，漢武帝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奉事輔佐易王。易王（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平素非常驕橫，喜歡勇武。董仲舒用禮義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過了一段時間，易王問董仲舒說：“越王勾踐和大夫洩庸、文種、范蠡密謀攻打吳國，後來終於滅了吳國。孔子說殷紂王有三位仁人，我認為越王勾踐也有三位仁人。齊桓公有疑難問題就向管仲請教，我有疑難就向您請教。”董仲舒回答說：“臣愚昧，不能回答您提出的問題。我聽說春秋時魯國國君問大臣柳下惠：‘我想攻打齊國，怎麼樣？’柳下惠說：‘不行。’他回家後面有憂慮之色，說：‘我聽說攻打別的國家不去問有仁德的人，國君想攻打別國為什麼問到我呢？’柳下惠只不過被詢問罷了，尚且還對此感到羞愧，更何況是設詭詐計策去攻打吳國呢？由此說來，越國根本就沒有一位仁人。

　　2、仁人，就是端正他的義而不去謀取私利，闡明他的道而不去計較自己的功勞，所以在孔子的門徒裡，即使是未成年的兒童也羞於談論五霸，因為五霸先推崇欺詐武力而後注重仁義。越王君臣不過是施行不正當的詐術，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門徒談論。五霸比其他的諸侯賢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頭和美玉相比一樣啊。”易王說：“說得好。” 董仲舒為人廉潔正直。這一時期朝廷正用兵向外排除四方邊境內外少數民族的侵擾。公孫弘研究《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可是公孫弘迎合世俗，掌握大權，位至公卿。董仲舒認為公孫弘順從諂媚，公孫弘就嫉恨他。膠西王劉端也是漢武帝的哥哥，為人特別放縱，多次謀害朝廷派去的二千石的官員。公孫弘就跟漢武帝說：“只有董仲舒可以擔任膠西王的相。”膠西王聽說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師，對待他還比較尊重。董仲舒害怕時間長了會遭到不測之罪，就以年老有病為由辭職回家了。董仲舒共做過江都、膠西兩國的相，都是輔佐驕橫的諸侯王，他以身作則為下屬做表率，多次上書直言規諫，指定教令頒行國中，他所在的江都、膠西兩國都治理得很好。到了去官歸家後，他根本不過問家庭產業，只是埋頭誦讀，專心著書。董仲舒養病在家，朝廷如果討論重大問題，就派使者和廷尉張湯到他家徵詢他的意見，董仲舒的解答都有根有據。從漢武帝初即位，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先後做丞相，開始推崇儒學，到董仲舒對策，推尊宣揚孔子，罷黜百家。設立管理學校的官吏，州郡推薦茂才孝廉，都是從董仲舒開始的。董仲舒年紀大了，在家裡壽終。後來他家遷往茂陵，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憑學問做了大官。

　　“調均”的思想在先秦儒家那裡便已提出，孔子曾經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認為只有“調均”才能使社會安定。但是，由於孔子“罕言天道”，因此他並未為其“調均”思想進行形而上的理論論證。道家創始人老子以“道”為宗，認為“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並對“人之道”中的“損不足以奉有餘”逆“道”行為進行了猛烈批判。《黃帝四經》繼承《老子》的思想，並從“道”生成萬物的過程中“戴角者無上齒”——凡是有角作為武器的動物便沒有齒這種武器的角度，進一步闡發了“道”有所取便有所予、有所予便有所取的“均平”思想。董仲舒針對西漢中葉時因為貴族官僚地主對人民的瘋狂掠奪而造成的貧富懸殊、民不樂生的情況，重新提出了“調均”的政治方案。他認為只有透過“調均”才能使封建社會保持穩定，使封建社會長治久安。董仲舒說：“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那麼，怎樣才能“易治”呢？董仲舒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調均”：“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由此可見，董仲舒的“調均”思想的確是對孔丘“不患貧而患不均”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但是，與“罕言天道”的孔丘不同的是，董仲舒還為其“調均”思想進行了形而上的論證，認為其“人道”中的“調均”是由形而上的“天道”推演出來的。董仲舒以“天”取代道家的“道”，並與道家認為“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使“戴角者無上齒”一樣，董仲舒也認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由此出發，董仲舒對西漢中葉的那些“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的貴族和官僚“因乘富貴之資力......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而使百姓“日削月朘，寖以大窮”的情況進行了尖銳批評，並指出長此以往，將會出現“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者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這樣，社會動亂的發生便不可避免了。為了改變這種經濟狀況，董仲舒認為必須採取調節貧富的措施。而調節貧富的具體措施又是什麼呢？總的說來便是“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去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概括起來就是三條：一條是制止豪族和官僚對土地的瘋狂兼併；第二條是杜絕把奴婢當成私人財物而隨意加以買賣與屠殺；第三條是讓利於民。董仲舒希望透過採取這三條措施緩和階級矛盾而使漢王朝長治久安，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