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董仲舒強調以德治國，他以道德教化作為治國的重要工具。
2、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漢廣川（河北景縣廣川鎮大董故莊村）人，是儒學大師、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於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
1、董仲舒強調以德治國，他以道德教化作為治國的重要工具。
2、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漢廣川（河北景縣廣川鎮大董故莊村）人，是儒學大師、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於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強調以德治國，他以道德教化作為治國的重要工具。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漢廣川（河北景縣廣川鎮大董故莊村）人，是儒學大師、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於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詞賦傳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賦》、《春秋繁露》及嚴可均《全漢文》輯錄的文章兩卷。
“調均”的思想在先秦儒家那裡便已提出，孔子曾經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認為只有“調均”才能使社會安定。但是，由於孔子“罕言天道”，因此他並未為其“調均”思想進行形而上的理論論證。道家創始人老子以“道”為宗，認為“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並對“人之道”中的“損不足以奉有餘”逆“道”行為進行了猛烈批判。《黃帝四經》繼承《老子》的思想，並從“道”生成萬物的過程中“戴角者無上齒”——凡是有角作為武器的動物便沒有齒這種武器的角度，進一步闡發了“道”有所取便有所予、有所予便有所取的“均平”思想。董仲舒針對西漢中葉時因為貴族官僚地主對人民的瘋狂掠奪而造成的貧富懸殊、民不樂生的情況，重新提出了“調均”的政治方案。他認為只有透過“調均”才能使封建社會保持穩定，使封建社會長治久安。董仲舒說：“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那麼，怎樣才能“易治”呢？董仲舒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調均”：“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由此可見，董仲舒的“調均”思想的確是對孔丘“不患貧而患不均”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但是，與“罕言天道”的孔丘不同的是，董仲舒還為其“調均”思想進行了形而上的論證，認為其“人道”中的“調均”是由形而上的“天道”推演出來的。董仲舒以“天”取代道家的“道”，並與道家認為“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使“戴角者無上齒”一樣，董仲舒也認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由此出發，董仲舒對西漢中葉的那些“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的貴族和官僚“因乘富貴之資力......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而使百姓“日削月朘，寖以大窮”的情況進行了尖銳批評，並指出長此以往，將會出現“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者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這樣，社會動亂的發生便不可避免了。為了改變這種經濟狀況，董仲舒認為必須採取調節貧富的措施。而調節貧富的具體措施又是什麼呢？總的說來便是“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去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概括起來就是三條：一條是制止豪族和官僚對土地的瘋狂兼併；第二條是杜絕把奴婢當成私人財物而隨意加以買賣與屠殺；第三條是讓利於民。董仲舒希望透過採取這三條措施緩和階級矛盾而使漢王朝長治久安，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