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論語》，是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編成的語錄集，成書於戰國前期。全書共20篇492章，以語錄體為主，敘事體為輔，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
《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範疇：倫理道德範疇——仁，社會政治範疇——禮，認識方法論範疇——中庸。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折中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孔子確立的仁的範疇，進而將禮闡述為適應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係與待人接物的規範，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論原則。“仁”是《論語》的思想核心。
《論語》是一本以記錄春秋時思想家兼教育家孔子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言行為主的彙編，又被簡稱為論、語、傳、記，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之一。《十三經》之一，一共20卷。論語以記言為主，因其對話眾多，而著重挑選具有教育意義的對話言論。論是選擇、探討、交流的意思，語是話語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採納儒家思想，於是便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
論，從字面上理解，《論語》即為言論的部分彙編。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也說: “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孔子“罕言利”（《子罕》）。通觀《論語》文字，孔子言利與言仁、言禮相比，確屬“罕言”。但“罕言”並非不言。孔子既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就說明孔子承認並肯定了利作為人之一種需要的客觀性和正當性。孔子視“貧賤”為“恥辱”，其雲“邦有道，貧且賤也，恥也；邦無道，富且貴也，恥也。”（《泰伯》）此將貧賤富貴問題與國家興衰聯絡一起，國家政治清明，形勢大好，可你卻不能勤勞致富，依然貧困潦倒，這是個人的恥辱。當然，政治黑暗，社會無道，你卻榮華富貴，這也是個人的恥辱。
孔子肯定利的合理性、正當性的思想，在其對子貢的態度上還可得到進一步的證明。孔子弟子中，顏回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聞一知十”，安貧樂道。（《雍也》）可謂堅韌執著，德高行正，然卻窮困潦倒。而子貢卻不尊師命，不安本分，熱衷於經商贏利，預測行情卻屢發屢中。在顏回與子貢的比較中，一方面抒發了孔子對春秋時期“道德與財富”之間倒掛失衡現象的感慨和無奈，另一方面體現出孔子對子貢選擇經商之路的默許，且從“億則屢中”的語氣中似乎還流露出慶幸和釋懷。當然，孔子言利自有尺度。《論語》文字中，孔子言利常常和義緊密聯絡，提出“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反對將“利”與“義”割裂開來。孔子明確區分出生活中存在義與不義兩種利益，人對義有“可求”與“不可求”兩種態度，人獲利有正當與不正當兩種手段。孔子提出以正確的態度和方式認識利益和獲取利益，強調以正當合義的行為來求取富貴、擺脫貧賤。否則，寧可不處富，不脫貧。這種以道義為標準的經濟思想和價值觀念，正是當代構建和諧社會所要認真思考和大力弘揚的。任何個人、社會、國家都能以正義之心，積極進取，發展經濟，就有可能減少糾紛，避免禍亂，締結和平，造福人類。
孔子還以更加開放的視野討論財利問題，提出要利他達人，要富國利民。首先，孔子把國家利益與百姓利益聯絡在一起，認為百姓足君才能足，百姓不足君則不足（《顏淵》），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民本思想。孔子還具體提出了實現君足民足的方法和途徑，認為“節用”可以減少財政開支，為“愛人”創造條件。“節用”意味著可以“輕徭役”，為“使民以時”、廣開財源提供保證。其次，孔子重視利益分配和社會穩定的關係。《論語·季氏》載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孔子雖沒有提出“均貧富”的思想，但他深知利益不均、貧富差距的危險和後患。為了消解這種禍患，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停留在倫理層面的道德呼喊，儘管沒有制度約束，但對緩解社會矛盾、倡導社會風氣當有一定之效用。只要有“立人”、“達人”、“愛人”之境界，富裕的人當會考慮貧困的人，發達地區的人當能帶動落後地區的人。這樣，才能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和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