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豎曲線中點一定是變坡點,但變坡點不一定是豎曲線中點。
變坡點指的是路線縱斷面上兩相鄰坡度線的相交點。
城市道路變坡點在交叉路口可以設凸曲線,不能設凹曲線。但坡度不能大於2%,而且凸曲線的半徑則儘可能設大。在城市道路,交叉口要進行豎向設計,而豎向設計都在凸曲線設定。
不是。豎曲線中點一定是變坡點,但變坡點不一定是豎曲線中點。
變坡點指的是路線縱斷面上兩相鄰坡度線的相交點。
城市道路變坡點在交叉路口可以設凸曲線,不能設凹曲線。但坡度不能大於2%,而且凸曲線的半徑則儘可能設大。在城市道路,交叉口要進行豎向設計,而豎向設計都在凸曲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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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劇《大漢天子》中淮南叛軍攻打長安,只見漢武帝身穿重鎧,神情肅穆,把一罈酒澆在柴堆上,扔下火把,大火熊熊而起,蔚為壯觀。壯觀倒是壯觀了,可這樣的場面,其實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實上,漢代的酒,根本就點不著。
宋代的大科學家沈括曾說,漢代的酒不過是“粗有酒氣”而已——剛剛有點酒味,醉不倒人。酒的度數有多高,關鍵在使用什麼樣的釀酒技術。一般來說,用糧食發酵釀酒,釀到10度左右時,酵母菌的繁殖就受到抑制,度數就上不去了。這時,再用壓榨、過濾的辦法,把酒糟和酒汁分開,得出的酒就是壓榨酒,漢代的酒就是壓榨酒,度數和今天的黃酒差不多。而那種五六十度的白酒,則是用蒸餾法釀成的,是利用酒精的沸點比水低的原理,提高酒的度數。在中國,蒸餾釀酒的技術在宋代才出現。因此,宋代人已經能喝上高度數的白酒了。
在漢唐,可沒有蒸餾出的白酒,只有低度數的壓榨酒——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古人的酒量,看上去比今人大得多。更何況,古代的度量衡和今天也不一樣,西漢的一升,相當於今天的0.3升多一點;東漢的一升,連今天的0.2升都不到;唐代的一升,不到今天的0.6升,古人的海量,按今天的計量單位來看,更是嚴重“縮水”的……
還說《大漢天子》,拍漢代的歷史劇,導演安排用酒點火的情節,就是對酒文化缺乏起碼常識——試想,真要拿十多度的黃酒點柴堆,不是犯傻是什麼?
新學期要開始了,我的孩子要升小學四年級了。周圍的朋友早已不斷地向我們灌輸小升初的經驗教訓。北京的小升初是個不亞於滑鐵盧的大戰役。我們不得不為孩子上什麼樣的中學開始糾結了。我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父親從沒有過這樣的糾結。
“沒什麼,好好考就行,大不了回家跟我種田打魚。”父親當年送我參加高考時,恬淡平靜地鼓勵我,如平常一樣。從我父親的平常心,到我開始糾結在孩子輸不起的功利心,這是一個家庭心態和價值觀的蛻變,也是這個社會及其價值觀蛻變的一個側影。
這種變化,不妨看作是許多人越來越有夢想有追求。但另一方面,我們沒有了平常心,變得輸不 起,這是正常社會的一劑毒藥,最終可能帶來思想行為的扭曲,直至整個社會生活發生變異扭曲。相較我父親的時代,如今的社會開放度和物質精神財富遠較彼時不 知豐富繁榮了多少倍,但卻處處讓人感受到了壓抑和緊張。無論小升初的輸不起,還是競技體育場上的輸不起,乃至其他諸多領域中的不能輸,這都是價值觀和社會 現實擠壓所致。
其實我們曾經有過輸得起的時代。
從1980年代改革的理想主義時代,中國掙脫舊體制的桎梏,從封閉走向開放,到處充滿著粗鄙 卻又旺盛的生命力。那個時候,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還沒有主宰這個社會,考不上大學,回家務農或到鄉鎮企業打工也很正常。延續到90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 轉向市場經濟,我那些回鄉的同學,大多數成了當地社會的中堅力量,就是在這一次的社會轉型開放中實現的。這是當代中國第一次真正可以“從頭再來”“野蠻生 長”的時代。
199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融入世界潮流,在技術進步和美元資本的支援下,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 資訊傳播產業在中國實現了飛速發展,在傳統政商力量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它們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並引發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失敗了重頭再來在這個領域更是 稀鬆平常。開放性和自由選擇是這一次偉大變革成功的基礎。
退一步海闊天空,也必得有大海和天空可退。歷史告訴我們,一個輸得起的社會,一定是一個高度 開放的社會。只有在開放社會中,資源才能實現自由流動,才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和機會,實現其內在價值。哪怕遭遇失敗,還可以選擇重頭再來。輸掉一場戰役,不 至於輸掉全部,更不等於輸掉人生和尊嚴。
某種意義上,輸得起其實也是個體和社會的試錯過程。一個允許試錯的社會才能葆有活力,不斷向上,也才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
依靠行政力量和壟斷地位積聚控制資源,最終勢必導致社會重蹈封閉舊轍,其他機體失去活力,社 會失去提供選擇機會的能力。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結果必定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最終輸不起的,不僅僅是個體,輸掉的還有整個社會的未來。只有在開放社會中, 才能養育社會大眾的平常心,最終切掉這些年如蛆附骨的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走向常態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