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田在舊時，贛南客家人春天播秧以後，要在田邊插上三支香，掛上三頁紙錢。清明前後，每家要做艾米，把做好的艾米提到秧田裡去祭祀，希望自己的秧苗無病無災，茁壯成長。這種祭祀形式，實際上是我們漢人南遷後，向壯族人民學來的。古時候，壯族家有位姑娘，叫秧妹，她聰明美麗，能歌善舞，又能插得一手好秧苗。有一天，秧妹在木樓上織錦，忽然闖進一夥人，把她搶到土司那裡，土司逼她嫁給他做小，她死也不答應。後來就把她關在一個巖洞裡，她不吃不喝，整天痛哭。日子一久，她變得瘦骨如柴。土司見秧妹不像以前那樣美麗，就逼她下田插秧，許她一天插完一塊大田，就放她回家。就在插完最後一棵秧時，她突然倒在田頭，手裡握著最後一棵秧苗離開了人世。後來到了天堂，拜見玉帝時，手裡仍握著秧苗，玉帝就封她為護秧神。

　　這不過是個美麗的神話傳說。但表達了客家人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願望。

　　土籍人燒磚瓦窯時，窯匠師傅造窯，點火頗為講究，有一套世代相傳的習俗，稱“祭窯”。一般的“祭窯”，實際上是祭祀火神。遠古以來。先民就認為火是一種很神秘，又很有威力的自然力量；認為主宰火的是神，對他很崇敬。中國的火神是祝融，祝融是傳說中的古帝，被後人尊為火神，又叫“火德星君”。

　　“祭窯”時，一定要宰殺雄雞，滴血於窯門前，然後再點火燒窯，說是為了免除災禍。相傳古時有隻九頭惡鳥，被二郎神楊戩斬去一頭，常年滴血不止，它到處飛鳴，其血滴在誰家院中，誰必遭禍事。只有見到火光，它才遠遠地飛開躲避。殺雞滴血表示已破了九頭惡鳥的邪氣。

　　“祭窯”，除祭祀火神，殺雞滴血避邪外，還要祭敬趙公元帥和李廣先師，說是希望磚瓦一火燒成功，不出廢品次品。所以，窯師行祭時，常常在窯門前寫明“趙公元帥，李廣先師神位”。然後殺雄雞、灑雞血，焚香鳴炮，酹酒禮拜，將雞頭插在窯門上，口中唸唸有詞：“先師坐東朝，弟子今開窯，一盅雄雞酒，叩敬先師嘗，有事弟子在，蒙師多關照”，最後點火燒窯。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