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斡爾族的姓氏大搜集

　　姓名作為語言中的一種特殊專名詞語，是標誌社會結構中一種血緣關係的符號。姓氏是我們從我們的祖先那裡繼承過來並將傳承自己的子孫的血緣象徵。在達斡爾族文化中，傳統姓氏有“哈勒”、“莫昆”兩個姓氏，你知道還有什麼其他姓氏嗎？接下來就讓我們去深入瞭解一下吧。

　　哈拉

　　達斡爾族父系氏族組織的統稱，“哈拉”之上冠以不同的哈拉的名稱，稱為各哈拉的全稱，如敖拉哈拉、鄂嫩哈拉、莫日登哈拉等。自公元12世紀至17世紀，達斡爾分佈在黑龍江北岸西起石勒喀河，東至牛滿河（今俄境布力亞河），北自外興安嶺，南達黑龍江廣大地域裡。

　　鄂嫩哈拉

　　17世紀中葉以前分佈於黑龍江中游北岸支流鄂嫩河流域，故名“鄂嫩”哈拉。原分為都博淺、阿協金、昆吉等三個莫昆。17世紀中葉自黑龍江北南遷後，都博淺莫昆的族眾停留於嫩江上游兩岸，阿協金、昆吉倆莫昆族眾分佈於嫩江中游倆岸地區。

　　分佈於嫩江上游的都博淺的莫昆，人口眾多，勢力強大，其始祖額穆蓋的獨生子圖爾嘎裡育有7個兒子，他們分別建立開闊、博庫爾淺、霍日裡、伊斯爾、博斯呼淺、都爾本淺、齊爾莫勒登等7個屯落，形成7個新的莫昆，《大清歷朝實錄》所錄“阿撒津”城。即阿協金莫昆故地。

　　自民國初年後阿協金莫昆簡稱“鄂”姓，昆吉莫昆簡稱“敖”或“吳”姓。今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霍恩闊（洪河）屯系鄂嫩哈拉的宗屯，後有該屯分立出來的前多布臺等屯。清康熙二十三年調500名達斡爾兵在額蘇里地區屯墾，後留駐璦琿，其後裔成璦琿達斡爾人。乾隆二十八年自布特哈調500八旗官兵赴新疆永戍伊犁，以鄂嫩、敖拉哈拉為主力。

　　莫日登哈拉

　　17世紀中葉以前分佈於黑龍江中游北岸烏魯蘇穆丹地區，即奧列斯莫日登的地區附近，故名“莫日登”哈拉。民國時簡稱蒼、莫、孟等單字姓。17世紀中葉自黑龍江北岸南遷嫩江流域時，大部分留嫩江上游倆岸。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布特哈莫日登哈拉族眾仍保持聚族而居、哈拉外婚、繕修族譜等哈拉的傳統，後以單字“孟”為姓。

　　齊齊哈爾地區莫日登哈拉族眾，聚居在現富拉爾基區的罕伯岱屯，後有一部分族眾散居於其他的屯落。清雍正十年建呼倫貝爾八旗時，從布特哈地區調730名達斡爾官兵呼倫貝爾屯墾，因當地氣候寒冷，不宜農耕，大部分達斡爾於乾隆初年返回原籍，惟在當地任官職留在呼倫貝爾，其後裔成為海拉爾地區達斡爾人，民國二十年海拉爾地區的92戶達斡爾人中，有莫日登哈拉人22戶。乾隆年間赴新疆永戍伊犁等地的達斡爾中，有莫日登哈拉西布奇莫昆成員。

　　敖拉哈拉

　　達斡爾族人人口中繁衍最多的哈拉。17世紀中葉以前因分佈於黑龍江北岸歷史名鎮雅克薩以北、以東山區為名“敖拉哈拉”（達斡爾語稱山為“敖拉”）。分為敖拉、多金、雅爾斯、克爾哲等莫昆。17世紀中葉自黑龍江北岸南遷嫩江流域時，一部分族眾定居於嫩江上游兩岸，另一部分遷至嫩江中游齊齊哈爾地區。

　　分佈於嫩江上游布特哈地區的敖拉哈拉族眾，系該哈拉始祖呼力爾肯的9個兒子的後代。民國初年後以“敖”為姓。20世紀30年代，分佈於齊齊哈爾地區的敖拉哈拉族眾，人口眾多，分佈地域廣，自民國初年後將各莫昆姓氏簡化為漢字單姓，“敖”“多”“楊”“閻”“單”等，額爾門沁、莽格吐、敖乃格日、扎布哈、雅爾塞等屯，是齊齊哈爾地區敖拉哈拉人聚居的古老屯落，自清末以後，以額爾門沁屯為核心，一批田間勞作的的臨時住所－－－－地房子，相繼發展為屯落。

　　清康熙二十三年調500名達斡爾兵在額蘇里地區屯墾，後留駐璦琿，其後裔成璦琿達斡爾人的先祖。至民國八年後裔在璦琿地區294戶，其中敖拉哈拉的有51戶。清雍正十年建呼倫貝爾八旗時，從布特哈地區調730名達斡爾官兵呼倫貝爾屯墾，因當地氣候寒冷，不宜農耕，大部分達斡爾於乾隆初年返回原籍，惟在當地任官職留在呼倫貝爾，其後裔成為海拉爾地區達斡爾人，民國二十年，92戶海拉爾達斡爾人中，有敖拉哈拉32戶。

　　湖南是中國19世紀中葉以來名人輩出的省份，特別是政治軍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國之冠。中國這部近現代史，若沒有湖南人，估計遜色不少，甚至無從談起。那麼，現在就有小編為大家蒐集史上最全的湖南現代名人，僅供大家參考，以便了解湖南文化。

　　近代以來，湖湘人才以聯袂而起、結群而強著稱於世。先後湧現六大影響中國政治程序的人才群體：以陶澍、魏源、賀長齡等為代表的經學主變派；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理學經世派；以譚嗣同、唐才常、沈藎、楊毓麟、熊希齡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等為代表的資產階段革命派；以譚延、楊度等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以及以毛、蔡、何叔衡等為代表的新民學會派。

　　各個人才群體內的成員，在政治上、學術上觀點比較接近，相互間交往密切。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體在中國近代社會舞臺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在十大元帥、十位大將和57位上將中，湖南籍的元帥有3人、大將6人、上將19人。以“燦若群星，輝映神州”來形容這一人才集中的情況實不為過。

　　1921年7月中國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時，13名代表中有4名是湖南人，即毛、何叔衡、李達（零陵人）、周佛海（沅陵人，後叛黨）。這13名代表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而這50多名黨員中，湖南籍的又佔了近20名。他們是毛、何叔衡、彭璜（湘鄉人）、賀民範（邵東人）、李達、李啟漢（江華人）、李中（雙峰人）、何孟雄（酃縣人）、鄧中夏（宜章人）、周佛海、繆伯英（長沙人）、羅章龍（瀏陽人，後分裂黨）。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朝，湖南是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省份。當時大批的青年投身革命隊伍，有的前往黃埔軍校，黃埔一期的645位學生中，湖南籍的有180多人；有的參加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講習所中，湖南籍的有36人；還有的參加廣州政治講習班，該講習班的416名學生中，湖南籍的有384人。1927年初湖南有組織的工人已達40萬人，同年7月湖南農會會員已達600萬人，佔全國農會會員人數的一半。

　　1927年秋收起義後，在建立井岡山、湘鄂西、湘鄂贛、湘贛、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中，湖南籍的軍事、政治人才數不勝數。抗戰爆發後，清華、北大、南開遷至嶽麓山下，合而為一，名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京津學者雲集，帶動了後來湖南一批又一批青年奔赴延安，僅1939年湖南分赴延安的就有5批多達100人。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在以湖南大學為中心開展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的同時，湖南不少青年奔赴解放區，有的則配合南下大軍開展游擊戰，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七大”會上，選舉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44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3人，即毛、劉（寧鄉人）、任（汨羅人）、林伯渠（臨澧人）、李富春（長沙人）、李立三（醴陵人）、羅榮桓（衡山人）、賀龍（桑植人）、蔡暢（湘鄉人）、彭德懷（湘潭人）、滕代遠（麻陽人）、徐特立（長沙人）、譚震林（攸縣人），佔總數的29.5％；候補中央委員33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即黃克誠（永興人）、王首道（瀏陽人）、譚政（湘鄉人）、劉先勝（湘潭人）、粟裕（會同人）、王震（瀏陽人）、宋任窮（瀏陽人）、張際春（宜章人）、陳賡（湘鄉人）、肖勁光（長沙人），佔總數的30.3％。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產生了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63名領導人中，湖南籍的有11人，即毛、劉、賀龍、李立三、林伯渠、彭德懷、羅榮桓、徐特立、蔡暢、李燭塵（永順人）、程潛（醴陵人）佔總數的17.5％。

　　在古代的時候最高檔的交通工具就是馬車跟船隻了，但凡事能夠坐得起這些的無一不是達官貴人。而如今的隨著社會的演變，這些東西已經慢慢離開了我們的視線，不過有些少數民族仍有著一些特殊的交通工具。

　　那麼，本期達斡爾族文化小編帶你瞭解一下大軲轆車。

　　軲轆車在達斡爾語中稱為“達斡爾·特日格”（即達斡爾車），是達斡爾族的傳統交通工具。傳說達斡爾族17世紀中葉從黑龍江北岸南遷嫩江流域時，就是坐著大軲轆車來的。可以說，達斡爾人制造使用大軲轆車有至少三百多年的歷史。

　　達斡爾族的大軲轆車以輪大著稱。在歷史上，車輪的發明是科學技術史上的重大技術變革，而像達斡爾人這樣彎制車輞、用車轂、輻條製作車輪，更是古代造車技術中的上乘之舉。

　　達斡爾人把普通的大軲轆車稱為“抗蓋·特日格”，即敞車。出於遮擋風雨和美觀的需要，大軲轆車還有三種變化。一種是葦廂車，稱為“卡日奇木勒·特日格”，即在普通車車廂的左右和後部三面夾圍葦子。

　　另一種是篷車，稱為“木拉日·特日格”，即在葦車廂的上面用粗柳條架設半圓形篷架，苫蓋樺樹皮或葦蓆子等。再一種是板篷車，稱為“柯敖·特日格”，即用薄木板製成車廂和篷，有的還在廂板上雕繪山水圖案。在這幾種車中，普通車用於運輸木柴、莊稼、飼草等，在運輸燃用幹牛糞時在車上放特製的大筐，運糧食也有專門的柳筐。

　　葦廂車和篷車用於人乘，乘坐時在車上鋪獸皮或毛氈。對於晝夜趕路的人，篷車就成為現成的就寢之處。從事放排生產時，人們也會把去掉車廂的兩輛車連起來，用於運輸較長的原木。

　　大軲轆車具有輕便、耐用、易修和多用的特點。由於輪子大，車軸的高度正好在所套牛馬的腹部，能保持車轅平衡，減輕牛馬拉車的耗力，在過小的土坎、石塊和塔頭墩子時，不會碰軸，而且可以在淺水處趟水過河。由於車轂大，具有較大的承重力，在過載或在顛簸不平的山路行走時，也能穩當。因此，大軲轆車不僅深受達斡爾人的喜愛，而且受到蒙、漢等民族農牧民的歡迎。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達斡爾人就基本不使用大軲轆車了。達斡爾人雖然告別了大軲轆車，用上了拖拉機、汽車、摩托車，然而，大軲轆車載著達斡爾民族走過的歷史轍跡，卻還清晰地留在達斡爾人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