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雖自古有舟、馬、車、轎等交通工具，但民間行旅，至1949年仍以徒步為主。鄉下人從兒童上學、少年打柴開始，就練就了一雙飛毛腿，上縣城，入省垣，總是穿草鞋，吃天光飯，五六十公里路程，午後就能趕到。就是城裡人，也多為步行，如徐特立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時，總是穿街走到學校上課。毛澤東到定王臺圖書館讀書，每天都步行很遠等著開門。
夜間行路，常打燈籠火把。火把多為杉皮紮成，用稻草束緊，點燃之後，前後不斷甩動，放出一道道弧形光芒。人多成伍時，遠看赤光跳動，如火龍行進。除夕夜，收工線、討帳的川流不息，燈籠火把，星星點點，四處遊動，更具詩情畫意。
最辛苦，算駁貨擔腳，挑百多斤東西，長途跋涉，扁擔閃閃，小跑如飛。如瀏陽北鄉常有人挑土布到省城，當晚交貨，次日太早又挑著棉花等貨迴轉，負重日行數十公里，有如家常’便飯，耐勞精神，令今人難以相信。
轎子是昔日主要代步工具，除富者及老弱病殘外，每個女人一生至少要坐一回。官吏坐的轎，等級森嚴，有4人拾8人抬的，還有16人抬的，人們分別稱之為“四抬”“八抬”官人。民間有轎行，俗稱轎碼頭，辦理出租業務。長沙的轎，有馬轎、蓬轎、鏡轎、涼轎之分。馬轎、篷轎多用竹製，較輕便，宜遠行。馬轎最簡易，在兩槓之間綁一坐板、踏腳板或竹椅之類即成。篷轎比馬轎稍複雜，有藍布篷蓋。鏡轎是木製的，裝有玻璃，遮有布簾，宜婦人乘坐。涼轎多為私人所有，一般為藤製，有帆布或皮質篷蓋，屬軍官、士紳專用。民初以前，有錢人常以轎代步，到轎行或街口隨喊就是。轎伕日工錢僅3升米麵已。但乘蓬轎的，要負責轎伕途中伙食；長途乘客到目的地後，要以一宿兩餐招待轎伕，並付“小費”。鄉下佃戶抬轎，有的並無工錢，只抵“莊工”。所謂莊工，即農民佃種土地時附加的差役。轎伕常嘆曰：“我們是被人踩著肩膀走的！”故1926年興農會時，打轎子成一時風氣。但直到1949年，鄉下仍時見坐轎的。在市井，由於人力車等交通工具的發展，到抗戰時期，轎子就已極少見了。
相傳我國在夏禹時就有了車，亦有黃帝時就有車服的記載。古時陸路交通主要用牛車、馬車。“車”作為城內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近代才有的事。長沙近代人力車始於1905年，乃仿造大西門日本洋行的木輪鐵盤車，故稱東洋車。至1915年，全城已有東洋車900多部。後來又先後將車輪改為實心橡皮盤和鋼絲汽皮盤（叫黃包車）。至1929年，城內已有各種人力車3000多輛，漸取代轎子而成為市內主要的交通工具。長沙至1934年設公共汽車，人力車才逐漸減少。
在鄉卞，世世代代使用的主要運載工具是鐵箍獨輪土車。好車手可推近500公斤貨物在小路上行進，如運送糧米、石料、石灰、牲豬等，幾乎都離不開它。“吱呀吱呀”的交響曲在鄉下總不絕耳。不管大路小路，只要有土車子經過，路面上無不碾出一條條深溝，俗稱車槽，晴天一槽灰，雨天一團漿，車陷入其中，則滯結難動，“呻吟不己”。
騎馬，主要是少數軍政人員及富商子弟所為，除驛站外，民間鮮有騎馬的。長沙驛在唐代就很有名。明清時，長沙驛常備彈馬約50匹，負責官府公文、軍情傳遞和錢糧運送等項。遇緊急公文，須日馳200－400公里。
長沙河運歷史在3000年以上。晉代《荊州土地記》就有“湘州七郡，大所出，皆受萬解”之載。宋代，潭州（長沙）年產船數百，有載曹米萬石的鉅艦，可見古代長沙河運之發達。但直到清末，長沙航行仍主要靠木帆船。瀏陽河、撈刀河、溈水、靳江河等不但是杉木、摘竹外運的主要通道，而且是糧運客運的重要途徑，小船可直達其中游乃至上游。如在清代中葉，從長沙乘船可達撈刀河的上游??瀏陽社港，當地尚有宿船灘地名，後因修建了烏龍壩，上游才斷航。
船民四季出沒風波里，被稱為“船柺子”，生活艱險，禁忌很多。平時脫口而出的話，他們當作是未來兇吉的兆頭，叫“口風”。他們說話特別忌諱龍、虎、鬼、夢、翻、滾、倒、沉等字眼，而將龍說成“溜子”，姓龍說姓“溜”；虎叫“貓”，腐乳叫貓乳；斧頭叫開山子；鬼叫浸老倌、矮老子；夢叫黃梁子；帆叫風篷；睡覺翻邊叫斜邊；滾水叫開水；姓陳說姓“袍”……開排啟航，不但要擇吉日，而且要遇好兆頭才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