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隱名股東“顯名化”的程式如下：
1、目標公司召開股東會，透過決議，同意顯名股東將股權轉讓給隱名股東。同時，其他股東出具放棄優先購買權宣告。
2、隱名股東和顯名股東簽訂《股權轉讓協議》。
3、隱名股東到稅務部門辦理稅務登記。
4、提交目標公司相關檔案，交納稅費，辦理完稅憑證。
5、股東到工商登記機關辦理股權變更手續。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實際出資人未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請求公司變更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記載於股東名冊、記載於公司章程並辦理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援。
中文名字轉化為英文名，用中文名字的漢語拼音。姓和名應該分開寫，不能連在一起。姓和名的首字母應大寫。姓在前面，名在後面。
當姓氏和名字都是一個單詞時，姓氏和名字的拼音首字母在英文中分別大寫。
當姓氏是一個單詞，名字是兩個單詞時，姓氏的書寫方法是相同的。名字是兩個字。名字的兩個單詞的拼音應該寫在一起，只有第一個單詞的第一個字母應該大寫。
在中國姓氏中，有多個姓氏，即兩個字。這樣，姓氏兩個字的拼音應該結合起來寫第一個大寫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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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為止，我依然不知，南京江寧那兩個死在家中的幼兒，到底叫什麼名字。她們太小，一個3歲，一個只有1歲。這世界，她們來過，難道連名字也不要留下？
這兩名不幸的幼兒，父親因涉毒在監獄服刑，有吸毒史的母親拿走警方每個月補助給孩子的800元錢，並不管孩子。前幾天，她們被發現死於家中，屍體腐爛。人們猜測，應是死於無人照料，死於飢餓。
事件最新進展是，警方抓住了這位被民意“圍剿”的母親。警方還不斷強調，社群民警其實每隔一到兩個禮拜會去探視孩子的。一切似乎都意在證明，如此悲劇，只怪惡媽，不怪警察；只怨人性，不怪政府。
這起事件讓我內心久久溢滿悲傷，不止於是因為這兩個幼兒的慘死，更在於在兩個幼兒慘死之後，出現太多的語焉不詳。難道，在這樣的慘狀面前，民意也是用來敷衍的，責任也是用來推卸的？
整個社會竟然還沒有記住這兩個幼兒的名字，這本身讓我覺得，是一種極大的公共恥辱。
十年前，同樣是6月，在成都，發生過一起幼兒被餓死事件，讓無數中國人都記住了那位死去的小女孩名字，她叫小思怡。
那個小思怡的命運，與南京江寧那兩名死在家中的幼兒一樣悲苦。她吸毒的母親被警察抓走之後，曾懇求警察照料自己的女兒，然而，警察瀆職與失職了，一個3歲的小女孩被活活餓死。那一年，洶洶的民意讓多名公職人員送上了審判臺，也激起全社會關於人性、倫理、文化、制度以及公權力的持續強烈反思。
十年以後，南京兩名幼兒死於家中，死狀無比悽慘，她們的生前命運無比悽苦。然而，社會對這起事件的關注度，卻遠不如十年前。我無法忍受，像這樣的事件，在今天沒能形成強大的輿論波濤，來衝擊全社會的情感。父母拋棄孩子的人性悲劇難止重演，社會反思與文明進步的腳步豈能停滯？
我不能接受，連這個兩孩子的名字現在都不知道。她們在這世間活過，有別於石頭，有別於花草，有別於動物。記住她們的名字，她們的苦難值得敘說和回憶，她們的命運值得所有人去反思。
真的是因為一切的罪責都可以推給吸毒的父母嗎？那些吸毒人員、深度網遊者（也稱吸食電子海洛茵）以及太多人性倫理極度麻木的置親子於不顧的無良父母，顯然不能監護好她們的孩子。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及時的發現機制，沒有及時公共救助，來對這些孩子進行有效救助呢？
的確，不能把一切罪惡的原因都推給社會，推給制度，推給公共部門。但是，可以有拋棄與傷害孩子的惡毒人性，不應該有拋棄孩子的公共社會。
事實上，把南京江寧兩名幼兒死於家中的罪責都推給無良父母，就真的有那麼大說服力嗎？比如，街坊們說，“以前看見孩子，天很冷只穿一條褲子，頭上都長了蛆”、“作孽啊”，這樣慘象為什麼只停留同情的層面，為什麼沒有社群互助機制來對這些孩子進行救濟，為什麼這種狀態沒能引起當地民政部門充分的警惕？還有，聲稱每隔一兩週會探視的警方人員，為何又稱“最近一個多月，我都沒有見過孩子”？太多口中喊著“為人民服務”的公共部門，為什麼連兩個本應引起強烈關注的幼兒都服務不了？
南京江寧兩名幼兒死於家中之後，一時間似乎已經沒有新的訊息了。我不停地想，如果可以繼續深挖，如果可以繼續叩問，應該會發現太多撞擊人心的細心，也許會發現有太多的部門在尸位素餐，甚至，也許將來站在審判臺上的，就不一定只是涉嫌故意殺人被拘的孩子母親。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能讓更多人記住這兩個死於家中的孩子名字。她們不應該死於一個無數中國人每天都是酒足飯飽的時代，更不應死於一個無數中國人每天都暢談夢想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