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焦慮孕育著中國的社會危機

　　南寧假軍人車輛肇事引發聚眾打砸事件

　　中國社會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暴力傾向有加重趨勢，如果不能找到舒緩之策，發展下去可能導致社會危機，嚴重處還會遲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本月13日晚發生於南寧的假軍人車輛肇事引發聚眾打砸事件，就說明這一點。可以說事件中孕含或折射出來的社會情緒，特別是非理性表達方式，必須高度關注。

　　其一，非理性表達具有傳染性，危害無限大。近年來影響全世界的西亞北非的國家動盪，就是非理性表達的結果。沿著演化過程梳理，我們會發現整個事件起因很簡單，就是突尼西亞一個名叫布瓦吉吉的青年，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在街上賣蔬菜水果，當財物第八次被警察沒收後，感到生活無望而自焚，由此引爆民怨，僅一個月就將突尼西亞政府摧垮，此後化作“蝴蝶效應”傳導開去，葉門、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一個個國家捲入其中，至今尚無結束跡象。不能說這些國家的民眾訴求有問題，也不是說民眾就應當逆來順受，接受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而是認為忽視了社會條件和基礎，在理想主義基礎上採取了非理性表達方式，結果只能走向初衷的反面。由此帶來的災難只有由民眾承受，苦果只能由民眾自己吞下。

　　其二，從國民性和文化心理分析，中國擁有強烈的非理性表達的社會基礎。或許來得尖刻，但仍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判斷，中華民族生性溫和但理性不夠，蓋其中之原因，在於幾千年封建統治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導致了民眾缺少獨立思考能力，這一點與經歷了文藝復興的西方國家比較更突出。順民在封閉的社會確有利於管理，有利於社會穩定，但順民不經過啟蒙，不增強辯證思維能力，直接進入開放的社會，必將因無法承受個人權力急劇放大而失控，或被操縱，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感性替代理性的暴民。再加上中國的文化不是一個妥協的文化、協商的文化，而是“勝者王侯敗者賊”、“贏家通吃”的價值觀盛行的文化，這就導致矛盾產生後無法化解，只能累積直至總爆發。這就是西方有學者評價中國一直處於歷史的童年，或在起點上輪迴的重要原因。其實，看一下中國近代以來的義和團運動暴民化，五四運動中的過激現象，再到“文革”和“89風波”的異化，很容易發現其間的非理性表達問題。尤其不久前的釣魚島爭端，抵制日貨聲聞全國，在愛國的旗幟激情燃燒，然而你很難看到誰把自家索尼、夏普電器搬到大街上砸掉，所砸掉日貨只是別人的汽車和商店，其間有太多的東西值得反思。

　　中國傳統文化-古琴

　　近年來，重新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價值，並有意識地推動傳統文化的復興，已成為學界、官方和民間的共識。傳統文化復興的“必要性”蘊涵在長期以來與傳統文化缺失相關的三大社會危機之中：從文化安全層面看，面臨著開放社會中文化的“失傳”和“失守”問題；從精神慰藉層面看，面臨著物質社會中精神的“空洞”和“空虛”問題；從道德重建層面看，面臨著市場社會中道德的“失序”和“失範”問題。而這三大社會危機的解決都能在傳統文化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回應，這是復興傳統文化的必要性所在。

　　文化安全與文化的“失傳”和“失守”

　　我們常常會聽到生物安全、軍事安全、國家安全、能源安全之類的說法。今天資訊交流極為便捷的網際網路時代，出現了一種新的安全觀，即“文化安全”，我們面臨著突出的文化安全問題。倡揚傳統文化以應對中國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失傳”和“失守”，有利於強化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當我們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時，雖然會強調其所處地域、種族特徵等因素，但“文化屬性”是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因素。我們向來就有以文化而不是以地域、種族等因素來分別你我、區分中外的傳統。錢穆稱，“中國人言天下，乃指社會人群，興亡則指文化道統。”對中國人來說，一個國家之覆亡往往不在於軍事之失敗，而在於其語言、文化、學術之滅亡，“只要政體不變更，王室推移，無關重要，至於衣冠文物，則為民族文化之象徵，不肯輕變。”兩漢對待匈奴、西羌諸族的招撫懷柔，南北朝時北方士族與諸胡合作都無不是基於此“文化決定論”。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知識分子尤其是易代之際或危亡之際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固有學術文化倍加重視的原因。他們無非是想藉此能為華夏學術文化留存一線香火，以圖儲存中華，這就是文化救國的理路，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序》中說：“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章太炎的弟子魯迅也相信文事之力終勝於武事之力的道理，他說，“遞文事式微，則種人之運命亦盡，群生輟響，榮華收光；讀史者蕭條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記，亦漸臨末頁矣。”

　　“文化亡而國家亡”，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處於亡國之際的中國知識分子明白儲存語言、文化、學術之於保全國家種族身份的重要性。

　　同樣，對於他國異族的侵略者來說，他們何嘗不懂“欲亡其國必從文化上亡其根本”的道理呢？當年日本軍國主義進行殖民統治時，他們不光是從武力上征服反抗者，而且更著眼於從文化上根本改造“殖民地人民”。他們陰險惡辣地從語言、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層面上，切斷殖民地的故國文化脈絡，使其徹底忘記自己的奴隸身份，完成國民身份的重新塑造。

　　文化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起著根本作用，文化很大程度上甚於軍事、政治、地域、種族的力量之原因正在於此。今天，我們重新倡揚中國文化何嘗不也是維護全球億萬炎黃子孫的共同血脈和精神家園？

　　然而，今天在現代開放社會中，由於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因素，我們的文化處於一種“不安全狀態”，這體現為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失傳”和“失守”兩個方面。

　　1、七七事變爆發。

　　2、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

　　3、第29軍奮起抗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