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不準繼續侮辱餘秋雨

　　不準繼續侮辱餘秋雨

　　韓浩月

　　著名作家餘秋雨近日寫了一篇標題為《不準繼續侮辱中國人》的博文，大致內容是：災區幾所中小學舉行隆重儀式，接收他送過去的萬餘冊書；對香港某報發表猛烈抨擊他的文章進行同樣猛烈的回擊；繼續闡述他對 大愛 、 至善 等詞彙的深刻理解；再次為被硬按到自己頭上的 石一歌 筆名進行申辯；最後透過對比的方式，得出中國 5 12 高於美國 9 11 的結論。

　　餘秋雨的這篇博文資訊量很大，涉及他的日常行蹤、觀點辯論、歷史回顧、生命體驗、哲學感悟等諸多層面，讀著很熟悉也很陌生，熟悉是因為餘秋雨此新作還是像《文化苦旅》那樣宏大壯觀，陌生是因為他通篇文字都充斥了 不高興 的味道，看樣子《中國不高興》影響確實很大。一個敢於摘下 大師 帽子和批評者對掐的餘秋雨，體現出了一個文人應該有的真性情，值得欽佩和欣賞，但如果因為過於激動而語無倫次，難免就難以服眾。

　　正是因為資訊量大，再加上餘老師染上了 標題黨 的風格，這篇博文讓人找不到主旨。究竟是誰在侮辱中國人？又是誰可以 不準 哪些人侮辱中國人？餘秋雨白白用了一堆感嘆號，終沒讓人看清楚他究竟要表達什麼。唯一能和這篇博文標題對號入座的，是在香港那家報紙發表文章的一個 大陸文人 ，或許還有 徹底否認 抗震救災工作的 幾個中國人 按照餘秋雨的意思，大概 繼續侮辱中國人 的就是連 一小撮 也算不上的這幾位了。憑這 幾個中國人 就能侮辱而且 繼續侮辱 得了日益強大的中國了？本以為餘秋雨會捧出個什麼 辱華團體 ，但餘秋雨架好了大炮，卻連蚊子都沒打下來。

　　蚊子沒打下來，但炮聲卻很響，對這 幾個中國人 ，餘秋雨安上的罪名可不小，比如利用災民完成政治圖謀等等。既然餘秋雨聲稱自己全家在 文革 中受到過迫害，那麼他應該比誰都清楚，有的帽子，不是想安在誰頭上就能安在誰頭上的。在強化批評者的危害的同時，餘秋雨沒忘弱化自己的弱勢地位， 我是一個無職無權的獨立文化人，居無定所，不交權貴，連作家協會和文聯也沒有參與 這句話也許是整篇博文的一大文眼，這句話或許會讓我們相信，在一個很多文人人格和文格都很低下的時代，餘秋雨是一位出淤泥而不染者。如果你覺得餘秋雨如此說法太幽默，那要小心扯上侮辱餘秋雨 不，侮辱中國人的罪名。

　　一面說著 大愛 、 至善 ，一面拿 5 12 和 9 11 進行對比，這很令人費解，災難怎還會有高低之分？對於災難之外的事情進行品頭論足，是 愛 和 善 的表現？ 這種話從一位學者口中說出來，令人匪夷所思，而將少數對於己身的批評聲音轉化到整個中國人集體，也非一般魄力所能做得出來。如果批評餘秋雨就是侮辱中國人，那恐怕所有中國人都得噤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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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旅遊群體中，自命為旅行者的人是瞧不上旅遊者的。前者認為後者只不過是浮光掠影、走馬觀花。但對他們來說，要成為徐霞客這樣的旅行家似乎又很不現實，於是一條捷徑應運而生，那就是“文化旅遊”。

　　伍迪·艾倫的新電影《午夜巴黎》中就有這樣一個角色，男主人公蓋爾和女友在巴黎遇到了女友的朋友保羅。保羅在每一座雕塑、每一幅名畫前都能侃侃而談，對作者的生平、作品的背景，甚至與作品相關的八卦軼事都知曉一二。

　　保羅顯然不是旅行家，卻是一個典型的“文化旅遊家”，這類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旅遊途中不斷尋覓能夠與自己的文化知識相呼應的物品，一旦找到這種呼應，便興奮不已。知識背景越豐富的人，獲得興奮的次數便會越多，當然，這種興奮大都伴隨著內心的炫耀。在盧浮宮，所有人都在追逐三大鎮館之寶（斷臂維納斯、勝利女神和蒙娜麗莎）的時候，我沿著昏暗的小道走進一間房間，找到了“漢謨拉比法典”，心中湧出一絲得意。在這一刻，我也是個文化旅遊家。

　　社會學家認為，劃分社會等級的資本有三種，體現經濟實力的貨幣資本、體現人際網路的社會資本以及體現知識儲備的文化資本。文化旅遊者與普通旅遊者的最大區別，即在文化資本上。文化資本的獲得不同於貨幣資本和社會資本，必須透過長久的藝術薰陶和教育。對大部分旅遊者來說，這樣的薰陶未免過於漫長，於是他們就求助於一些速成訓練，比如臨行前上網搜搜要去的地方的典故，比如記幾個建築或是民俗學的專有名詞……

　　顯然，這種暴發戶式的文化旅遊根本算不上文化，充其量是打著文化的旗號騙騙自己而已。即便如此，文化旅遊還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地風靡了全球。

　　在中國，文化旅遊還和一本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本《文化苦旅》幾乎影響了一代文化青年，這部歷史大散文集以文化、歷史加煽情的模式為21世紀初的文化旅遊者設定了一個標準：只有談及文化的旅遊，才是深刻而有意義的旅遊。

　　但是，餘秋雨顯然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什麼才是文化？

　　文化不是一個人對所遊覽的事物有多麼豐富的知識，文化是這個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一種對生活的共鳴和感動。讓我們設想一種情景：在某個藏區的寺廟門口，夕陽灑在金色的寺廟屋頂，秋風吹過，遠處傳來喇嘛誦經的渾厚之音。可以說，這是在體驗一種文化的感動。那麼，讓我們感動的是寺廟？夕陽？還是秋風？我認為都不是，而是那誦經聲。最接近人心靈的，是人本身，這才是文化。

　　幾乎在《文化苦旅》風行的同時，旅遊學者理查斯也從概念角度對文化旅遊做出定義：“文化旅遊不僅是對歷史中產生的文化成果的消費，也是對一個人群或一個地區的當代生活方式的旅遊。”通俗點兒說，文化旅遊不僅在於歷史遺蹟，同樣在於對當代生活的體驗。但後者顯然不如前者能夠滿足文化旅遊者對炫耀的需求。“我在敦煌壁畫前感動得哭泣”絕對要比“我在農家樂裡喝得爛醉”更符合一個文化旅遊者的自我定位。自古以來一貫如此。

　　在“壯遊”時代，歐洲青年人湧向巴黎、威尼斯、羅馬等中心城市，去學習欣賞那裡的文化和藝術，這是標準意義的“文化旅遊”。二戰之後，非西方國家的旅遊業蓬勃發展，但對西方人來說，那只是異域風情，那只是舊殖民地和原住民的混搭，那只是落後的、粗鄙的民間物件而已。甚至在美國，當迪斯尼樂園、好萊塢甚至黑人音樂都能夠作為美國文化符號的時候，在這片大陸上產生最久遠的印第安傳統工藝和生活方式，卻從未被視為美國的文化象徵。

　　文化旅遊給了每一個夢想成為旅行家的人一條捷徑，他們努力背誦歷史知識，他們用心炫耀自己與異域風情接觸的經歷。但大部分文化旅遊者是在用眼而不是心去接觸這些文化：他們揚起頭，用崇拜的目光去欣賞歐洲宮殿中的藝術品；再低下頭，用和藹的微笑關切原住民。但他們既不能理解這些珍品的美，也無法透過與民俗生活的接觸獲得真正的心靈悸動。

　　從這個角度上說，文化苦旅其實不是旅之苦，而是文化之苦。

　　《牌坊》藉助於含蓄的象徵、巧妙的暗示、貼切的比喻，曲折隱約地表現了作品主人公的清苦單調的生活狀態和孤寂悽苦的心態，從一個側面透露出封建禮教扼殺青春、摧殘美好的罪惡，對壓抑婦女的封建糟粕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人性解放的呼聲。

　　表現了作品主人公的清苦單調的生活狀態和孤寂悽苦的心態，從一個側面透露出封建禮教扼殺青春、摧殘美好的罪惡，對壓抑婦女的封建糟粕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發出了震聾發聵的人性解放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