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罕言利”辨析

　　孔子“罕言利”（《子罕》）。通觀《論語》文字，孔子言利與言仁、言禮相比，確屬“罕言”。但“罕言”並非不言。孔子既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就說明孔子承認並肯定了利作為人之一種需要的客觀性和正當性。孔子視“貧賤”為“恥辱”，其雲“邦有道，貧且賤也，恥也；邦無道，富且貴也，恥也。”（《泰伯》）此將貧賤富貴問題與國家興衰聯絡一起，國家政治清明，形勢大好，可你卻不能勤勞致富，依然貧困潦倒，這是個人的恥辱。當然，政治黑暗，社會無道，你卻榮華富貴，這也是個人的恥辱。

　　孔子肯定利的合理性、正當性的思想，在其對子貢的態度上還可得到進一步的證明。孔子弟子中，顏回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聞一知十”，安貧樂道。（《雍也》）可謂堅韌執著，德高行正，然卻窮困潦倒。而子貢卻不尊師命，不安本分，熱衷於經商贏利，預測行情卻屢發屢中。在顏回與子貢的比較中，一方面抒發了孔子對春秋時期“道德與財富”之間倒掛失衡現象的感慨和無奈，另一方面體現出孔子對子貢選擇經商之路的默許，且從“億則屢中”的語氣中似乎還流露出慶幸和釋懷。當然，孔子言利自有尺度。《論語》文字中，孔子言利常常和義緊密聯絡，提出“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反對將“利”與“義”割裂開來。孔子明確區分出生活中存在義與不義兩種利益，人對義有“可求”與“不可求”兩種態度，人獲利有正當與不正當兩種手段。孔子提出以正確的態度和方式認識利益和獲取利益，強調以正當合義的行為來求取富貴、擺脫貧賤。否則，寧可不處富，不脫貧。這種以道義為標準的經濟思想和價值觀念，正是當代構建和諧社會所要認真思考和大力弘揚的。任何個人、社會、國家都能以正義之心，積極進取，發展經濟，就有可能減少糾紛，避免禍亂，締結和平，造福人類。

　　孔子還以更加開放的視野討論財利問題，提出要利他達人，要富國利民。首先，孔子把國家利益與百姓利益聯絡在一起，認為百姓足君才能足，百姓不足君則不足（《顏淵》），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民本思想。孔子還具體提出了實現君足民足的方法和途徑，認為“節用”可以減少財政開支，為“愛人”創造條件。“節用”意味著可以“輕徭役”，為“使民以時”、廣開財源提供保證。其次，孔子重視利益分配和社會穩定的關係。《論語·季氏》載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孔子雖沒有提出“均貧富”的思想，但他深知利益不均、貧富差距的危險和後患。為了消解這種禍患，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停留在倫理層面的道德呼喊，儘管沒有制度約束，但對緩解社會矛盾、倡導社會風氣當有一定之效用。只要有“立人”、“達人”、“愛人”之境界，富裕的人當會考慮貧困的人，發達地區的人當能帶動落後地區的人。這樣，才能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和諧的世界。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意思是孔子很少談到利益，卻贊成天命和仁德。出自《論語·子罕》。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該句集中反映了孔子對利、命以及仁的看法，利即利益，命即天命，仁即仁義，說明孔子對“利”的輕視。

　　在《論語》書中，也多處見到他談“利”的問題，但基本上主張“先義後利”、“重義輕利”，可以說孔子很少談“利”。此外，本章說孔子贊同“命”和“仁”，表明孔子對此是十分重視的。孔子講“命”，常將“命”與“天”相連，即“天命”，這是孔子思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孔子還講“仁”，這是其思想的核心。

　　一言而喪邦出自《論語》子路篇。原文是：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意思是：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可以亡國，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不可能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這樣的話。”

　　《論語》是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編成的語錄集，成書於戰國前期。全書共20篇492章，以語錄體為主，敘事體為輔，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及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是儒家經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