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俗信仰之上香細節

　　按照我國的傳統習俗，每年春節及農曆初一、十五等日期，廣大群眾有到寺院上香禮佛、祈福求安的習慣。為使十方善信種植福田、廣獲法益、正善正行，以滿所願，故將上香祈福的正確方法簡要的介紹給大家，以祈共沾法益。

　　一、上香禮佛的真實意義是什麼?

　　寺院是佛教徒培福修慧的場所，古稱叢林，上香禮佛的真實意義在於表達對諸佛的尊敬、感激與懷念。去染成淨，奉獻人生，覺悟人生。如此而行，自然福慧具足，心想事成。

　　二、供養佛、菩薩一定要上香嗎?

　　不一定。供養佛、菩薩方法很多，通常用鮮花(表因)和水果(表果)，如果條件不具備，僅供一杯清水(表清淨平等)也行。但是，絕對不用酒肉來供養佛菩薩。通常用“香、花、燈、塗、果、樂”六供養，其中之一均可。

　　三、上香的含義是什麼?

　　第一、表示虔誠恭敬供養三寶，以此示範接引眾生。

　　第二、表示傳遞資訊於虛空法界，感通十方三寶加持。

　　第三、表示燃燒自身，普香十方，提醒佛門弟子無私奉獻。

　　第四、表示點燃了佛教徒的戒定真香，含有默誓“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痴”意，佛並不嗜好世間大香貴香，但卻喜歡佛弟子的戒定真香。

　　四、上香求財可以得到嗎?

　　不可以。佛經上講：“佛氏門中，有求必應”。關鍵要懂得其中道理，求財要如理如法去求。燃香成灰是表示無私的奉獻，即佛門所說的“佈施”。這啟示我們：從生求財求福，先要舍財種福。財佈施是因，得財富是果。舍是因，得是果，捨得不二。所以，一個人的福報是自己修來的，不是佛菩薩施捨給你的。佛門常講：“命由己造，福由己求。”燒大香就發大財嗎?這純屬“以凡夫之心，度諸佛之腹”。大徹大悟、大慈大悲的諸佛菩薩，又怎會像凡夫眾生一樣，去在意你大香小香而分別賜富呢?當然不會。

　　五、有人一定要上香怎麼辦?

　　寺院是公共活動場所，一般會限制燒大香，加上節假日人流量多，燒大香稍為不慎就會灼傷他人，濃煙滾滾，不利環保，也易引起火患，如此，求福不成，反造無邊罪業。一定要燒大香的信眾，可將大香交給寺院管理人員，同意安排焚燒，焚燒時，寺院裡的法師也會為你們祈禱。

　　六、上香禮佛應當許什麼樣的願?

　　上香禮佛時應當心地清淨，果能一塵不染，獲福無邊。若要許願，當放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念頭，發利益社會、利益眾生之大心願，則功德無量。佛經上講“禮佛一拜，滅罪河沙;唸佛一聲，福增無量”是也。

　　七、禮拜佛菩薩，上幾支香為宜?

　　上三支香為宜。此表示“戒、定、慧”三無漏學;也表示供養佛、法、僧常住三寶。這是最圓滿且文明的上香供養。上香不在多少，貴在心誠，所謂“燒三支文明香，敬一片真誠心”。

　　八、寺院裡供的佛菩薩很多，給每個佛、菩薩都要燒三支香嗎?

　　不一定。一般在大雄寶殿前上三支香就行了，其他各殿合掌禮拜，效果是一樣的。當然，也可以按照寺院的規定，根據寺院香爐分佈的情況自行決定，但每個香爐中不超過三支香為宜。

　　九、把點燃的香拿在手上拜佛正確嗎?

　　不正確。把香點燃後應插在香爐中間，第一支香插在中間，心中默唸：供養佛，覺而不迷;第二支香插在右邊，心中默唸：供養法，正而不邪;第三支香插在左邊，心中默唸：供養僧，淨而不染。上完香後，應對佛像，肅立合掌，恭敬禮佛。現在有人將一把香點燃以後拿在手上拜佛，既可能引起火患，燒傷他人或自己，也容易燒壞拜墊和器物，更造成濃煙滾滾，汙染環境，危害健康，實在是不文明不如法。

　　十、什麼方法供養佛菩薩功德最大?

　　佛經上說：“一切供養中，法供養第一。”所謂法供養就是佛經上的教導，如理如法受持誦讀，自行化他，為人演說。即在日常生活和待人處世中：“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山東自古英雄豪傑,數不勝數。其中,有一個形象卻是貫穿古今,不僅流淌著齊魯文化源於山水、繫於山水的血脈,也代表了山東人溫柔敦厚、豪爽正直的典型特質,更展現出山東精神歷久彌新、推陳出新的演變。這個形象便是“泰山石敢當”。

　　五嶽之尊與靈石崇拜

　　在山東,在東北三省,或在滇黔巴蜀,乃至歐洲美國,只要華人所至,在街巷之中,特別是丁字路口牆壁之間,常能見到一方石頭,上刻“石敢當”或者“泰山石敢當”。老人常講,有了泰山石敢當,妖魔鬼怪繞路走。

　　以“石敢當”命名的石頭,緣何被視作“鎮宅之寶”?其中正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靈石崇拜”,以及泰山的至尊地位。

　　從遠古時代走來的華夏先祖,沒有選擇海洋,也沒有選擇遊牧,而是在農耕文明之路上踽踽前行。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石頭不僅是築巢狩獵的工具,也是田畝耕作的好幫手,這種歷史淵源註定了與“石”的不解之緣。漫漫歷史當中,石頭逐漸寄託了華夏民族的文化認同,甚至承擔起文化圖騰的作用,被賦予靈性。

　　在國人的筆下,石頭這一“意象”屢屢出現,至今不少已經成為經典。早在夏末商初,因夏桀暴戾不仁,即將亡國,民間就有泰山“山走石泣”的傳說；千年之後,石頭又變作曹雪芹筆下的頑石,演繹了一出“木石前盟”的悽美故事。

　　中國人愛石,卻又很有講究,越是出自名山大川,越被看作有靈性。在這樣的心理作用下,泰山石的地位便無可替代。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中,藏有一幅刻有“泰山石敢當”五字的石碑拓片,碑拓的下方,有皇統六年“大金燕京易州淶水縣如意院”的題記。這是今天所見最早的一方“泰山石敢當”石碑。

　　泰山居五嶽之尊,不僅“一覽眾山小”,乃至可以“小天下”。之所以被反覆讚美詠歎,顯然不僅是因為其水獨山絕,乃是因為其文化地位之獨特。春秋戰國既歿、六國一統以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功勳帝王無不要封禪泰山,以求皇權天賜,江山永固。宋真宗更是將泰山神的封號由王而帝,稱作“天齊仁聖帝”,使其神級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對泰山的尊崇無以復加,標誌著泰山作為全國第一山的官方地位最終確立。

　　雖然“石敢當”的稱呼自漢代就有,但正是在泰山的文化影響之下,泰山石敢當的獨特地位得以樹立,鎮宅辟邪之功用才在日後漸漸演繹延伸。近幾年,泰山石的藝術和收藏價值日漸看漲,除了投資驅動之外,也可以看做是這種文化流脈的延續。

　　皮影戲推出的英雄形象

　　石敢當抱打不平、救危扶困的形象多來源於傳說,但其大多存在於故事和傳說,至多是零星文字記載。

　　西漢學者史游所做《急就篇》,曾寫道:“師猛虎,石敢當；所不侵,龍未央。”根據記載,五代時期有位姓石的猛將,手執一柄大鐵錐,武藝高強,有萬夫不當之勇,被人稱作“石將軍”。石敢當的勇武形象許多來自此人,許多地方也刻有“石將軍”造像。

　　有傳說認為,石敢當家住徂徠山下橋溝村,武功高超,無所畏懼,尤好打抱不平,專殺妖魔鬼怪。人們仰慕其功力,便把他的名字刻在石頭上,鑲嵌在牆上,用以震懾群魔,於是就有了遍及天下的“泰山石敢當”的刻石。

　　此外,傳說中石敢當還有祛病救人的一面。據清代學者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記載:“齊魯之俗,多於村落口立‘泰山石敢當’五字,雲能暮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為大夫,因又名曰‘石大夫’”。在泰安、萊蕪、淄博等地,都建有石大夫廟。

　　從口口相傳的傳說,到刀砍斧鑿的石碑,再到“石將軍”造像,石敢當的形象不斷被書寫,逐漸豐滿,但真正實現形象化,卻要仰賴皮影戲的出現。

　　皮影戲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它發源於我國陝西華縣(古華州),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動影畫藝術,有人認為皮影戲是現代“電影始祖”。泰山皮影又被稱為“十不閒”,2007年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正是有了皮影戲的大力塑造,才給了“泰山石敢當”才從文字到形象的歷史機遇。

　　“來者何人?俺乃泰山石敢當!膽大的妖狼,竟敢在泰山上攔路吃人,俺豈能容你!”只見英雄“石敢當”戴盔披甲,手持長槍,劍眉鷹目,豪氣逼人,時而閃轉騰挪,與“惡狼精”戰在一處,時而施展身手,又與“牛頭怪”苦鬥三百回合。

　　當皮影戲這種最民間的藝術形式,遇到“泰山石敢當”這樣一個最民間的英雄,彼此便擦出了最亮麗的火花。一個行俠仗義,降妖除魔的英雄形象,也就被作為一種形象塑造出來,呈現在觀眾面前,並從此深入人心。

　　變身泰山童子擁抱現代

　　時間永是流逝。那個活在皮影戲裡,依然用著大刀長矛冷兵器的石敢當,是否感到了英雄的寂寞?那個矗立在濟南奧體中心廣場,跳躍著、歡笑著的“泰山童子”會說:不。

　　2009年10月,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在山東召開,“泰山童子”擊敗“小武松”、“靈芝娃”、“風箏”、“荷花”等形象,驕傲地成為吉祥物。當社會各界對這個眉心點紅的童子抱以親切的喜愛之時,也不能忘了他的身上留著“泰山石敢當”的血脈。

　　主創人員解釋說,“泰山童子”的靈感來源於充滿文化、自然內涵和動人傳說的“五嶽之首”泰山,以擬人化的泰山石賦予吉祥寓意,取材於“泰山石敢當”的傳說。以石頭為基礎設計吉祥物,成為十一運會吉祥物創作的一個創新。

　　在形象設計上,“泰山童子”是一個男童,簡潔大方,生動可愛,積極向上,與“泰山石敢當”橫眉立目,嫉惡如仇的形象相比,更加可愛可親,更加陽光,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觀念。“泰山童子”耳朵形如泰山雲朵,象徵吉祥如意、幸福美滿；他豎起大拇指,象徵運動和體育的拼搏精神；“童子”眉心一點紅,寓意給兒童祈求平安,紅顏色衣服代表中國紅,體現了中國風韻。

　　如果說,一個形象的深入人心,在於其切合了人們的精神心理需要；那麼,一個形象的歷久彌新,就應該在於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不斷賦予新的歷史文化內涵。從“泰山石敢當”到“泰山童子”,齊魯文化當中堅韌不拔、正義耿直的精神和胸懷得以傳承,開放包容、發展前進的新的文化素質又得以生髮,這正是齊魯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

　　筆者在媒體上看到的報道，大多采用了城隍神源自水庸的說法，甚至有人調侃地說，廣州人有“水鬼升城隍”一說。

　　這種說法倒不是近年專家所獨創，遠在唐朝，便有一位叫呂述的人提出這一說法。到了明朝又有兩位學者沿襲這一說法，王崇簡和孫承澤二人甚至把城隍上溯到堯帝的時代，他們認為墉字與隍字同義，因此，水墉跟城隍是指稱同一個神明。

　　其實，早在1935年，鄧嗣禹先生就在其論文《城隍考》中論述了這一說法的謬誤。鄧先生認為，城和墉二字只見於金文，而不見於甲骨文，而隍字更是兩者中都不見，由此可知，這些字的起源並不是那麼古老，要上溯到堯帝時代自然是不可能。此外，鄧先生指出，城和隍二字最早見於《周易》，但是二字連用，最早是見於班固的《西都賦》的序中，“京都修宮室，浚城隍”，文中的城隍指的是城池，而非城隍神。其後鄧先生又舉出《梁書·陸襄傳》和一首唐詩為例，說明城隍一詞常是用於指稱城市或城池。水墉實際上是溝渠，與指稱城市或城池的城隍，意思相去甚遠，把兩者說為一物，實在是牽強。

　　不少地方把當地的城隍神附會為上古的歷史人物，例如春申君、紀信、灌嬰等名人，殊不知，根據鄧嗣禹先生的考證，城隍神的出現應在公元六世紀中葉，亦即南北朝時期。

　　因此，那些以漢代甚至更古的歷史名人作為城隍的傳說自然是後人附會。同樣地，把城隍說成源自水墉神，也是有人希望透過跟儒家經典掛鉤，好讓城隍可以在正統的禮制中獲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