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儒學的現代困境

　　在中國歷史上，儒學遭遇困境不是從現代才開始的。墨家對儒學的挑戰，這是第一次困境。魏晉之際有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運動，這是第二次困境。這一次困境的時間 特別長，因為之後佛教長期支配中國的思想界和民間信仰。第三次困境發生在晚明。由於泰州學派的興起，“三教合一”運動也隨之開始，李卓吾承王陽明之說而更 進一步，公開宣稱“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次運動雖未如魏晉時代公然打出“反名教”之口號，但實際也相去不遠，所以才引起顧炎武、黃宗義等人的大聲疾 呼，黃宗義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中更明白地指出：泰州學派到了顏山農、何心隱諸人手上，“已非複名教所能羈絆”。

　　　如果從歷史背景著眼，我們不難看出，這三次反儒學的思想運動都爆發在中國社會解體的時代。解體的幅度有大有小，深度也頗不相同，因此對儒學的衝擊也有或 強或弱之異。但以現代眼光來看，上述三次社會解體都沒有突破中國文化傳統的大格局。儒學在經過一番自我調整之後，仍能脫出困境，恢復活力。

　　現代儒學的困境則遠非以往的情況可比，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在西方勢力的衝擊之下開始了一個長期而全面的解體過程，這個過程事實上到今天還沒有走到終點。社會解體的長期性和全面性，儒學所面臨的困境也是空前的。

　　　為什麼儒學的困境和社會解體的程度有這樣密切的關聯呢？這首先要從儒學的性質說起。儒學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 系，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範圍之內。在兩千多年中，透過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種種制度的建立，儒學已一步步進 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我們常常聽人說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這句話如果確有所指，則儒學絕不僅限於歷代儒家經典中的教義，而必須包括儒家教義影響 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們必須緊接著澄清兩點必有的誤會：第一，中國文化包羅甚廣，自然不限於儒學。我們說儒學瀰漫在中國人日 常生活中的每一角落，並不意味中國文化整個是儒學的實現。事實上，在每一角落中，我們也都可以找到非儒學的成分。不過整體地看，確沒有任何其他一家的教義 散佈得像儒學那樣全面。第二，我們並不天真地認為儒學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即是儒學的充分實現，緣飾和歪曲都是制度化過程中所確實發生過的現象。儒學基本 上是要求實踐的，無法長期停留在思辨的層次，從個人的心性修養到制度化顯然都是歸宿到實踐。觀念一落實到生活中便必然會因種種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限制而發生 變化，因此歪曲更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在此只是指出儒學透過制度化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著傳統文化這個事實。我們並沒有下道德判斷。指出這個事實正是為了說明儒學的現代困境的根源所在。傳統的儒學誠然不能和傳統的制度畫等號，但前者確託身於後者。19世 紀中葉以來，傳統的制度開始崩潰。比較敏感的人便不免把制度運作的失靈歸咎於儒學，例如太平天國時代的汪士鐸，其人為曾國藩、胡林翼所器重的謀士，而曾、 胡都是所謂“理學名臣”。但他在《悔翁日記》中便屢次痛斥儒學，不但罵程朱理學，而且也鄙薄孔孟。他是一個講功利的人，思想上傾向法家，在學術思想史上， 汪士鐸自然佔不到重要地位，然而他反儒學的激烈態度卻是一個訊號。更可注意的是他並沒有接觸到“西學”，他是從傳統內部來反儒學的人。

　　整天埋頭幹活，下午五點多，要收工了，上網逛逛，看到了正來今早6點多逝世的訊息。

　　上世紀90年代與正來有多次交往，記憶猶新的有兩次。

　　90年代初吧，快到中午，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老袁，我到廣州了，剛下飛機，中午到華海大夏一道吃飯吧。”我答應了。中午歡聚一堂的約十位朋友，我認識的只有他。他給我的見面禮是一部他主持翻譯的兩百萬字的《布萊克威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厚重如一塊水泥磚，從北京背來，真難為他了。飯後一位司機開車送我們兩人進入東山廣州軍區總部旁邊一家大門緊閉的印刷廠，看到了整齊排列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對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影響深遠的市民社會和學術規範問題討論，就是這兩家刊物發起的熱門話題。它們是在香港註冊出版的，是他和徐澤榮兩人合作辦起來的。沒有想到實際的出版和發行的地點是廣州。“沒人敢到這個地方來查的。”他笑笑說。我想這個地方不問可知是澤榮利用關係找到的。澤榮父母都是延安老幹部，父親原來是廣州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少將部長，母親是中山大學黨委副書記。

　　一兩年後，還有一次印象深刻的見面。

　　杭州的一個學術會議後，一部分與會者（記憶中有湯一介、龐樸等人）再到復旦大學聚幾天。在復旦旁邊一家賓館住下，分配我與正來同住一間房。晚上回到房間，聽他滔滔不絕講話和不停地吸他的二手菸！其中講得最起勁的是兩件事：

　　在北京建一座中國社會科學大廈，地塊和資金都沒問題，有哥們搞掂。他念念不忘的是建立民間研究機構，出版刊物，全面超過官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那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棲居在建國門內5號低矮的樓房中；至於刊物嘛，他根本看不起《中國社會科學》，認為他辦的兩份刊物早已超過它。

　　另一件是：“將來我要競選總統！”我聽後哈哈大笑，並給他提了兩條建議：“第一，戒菸！第二，戒掉‘三字經’！”他的煙癮驚人，一直接一支，沒有停歇，整間房煙霧騰騰。私下談話則是三五句就夾一句粗俗的“三字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樹立公共形象，這兩條不能省。

　　兩件事都是鏡花水月。要是實現了，中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和政治發展肯定與當下迥異。我奇怪的是89風波後他怎麼會有那麼大膽的奇思妙想。

　　以後高興地看到他的哈耶克著作翻譯一部一部出來，並收過他惠贈的譯本。

　　進入本世紀後不知不覺中斷了接觸。

　　2012年6月參加復旦和韓國財團合辦的上海論壇。我參加的經濟歷史分組的會場剛好在他任院長的復旦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那個樓層，有過看看這位院長的衝動。但他的辦公室大門緊閉，裡面沒人；論壇參加名單和介紹資料中也沒有提到他，估計他外出了。再看看周邊牆上的介紹，大體知道他的法學觀是北大朱蘇力教授一路，興趣就索然了。因此，雖然復旦社會科學高研院的顧肅教授與我在同一個分組，我也沒有向他打聽他的院長近況如何。

　　正來，你過早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你的名字與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新階段融在一起了。祝你一路走好！

　　在當今知識人眼裡，傳統儒傢俱有截然不同的面目。秋風先生認為儒家是憲政主義，袁偉時、易中天先生則認為儒家是專制主義，各自都代表了不同觀點的知識群體。從方法論上說，都是取其一點，前者強調儒家的限君主張，後者注重儒家的社會專制。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當時的國家觀念不是很強，新青年視儒家為專制主義的精神淵藪，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家族社會扼殺了個人自由。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指出，儒家維護的是家族制度，不符“個人獨立之道”，是很有時代代表性的言論。新青年既然要搞社會革命，勢必要將矛頭對準家族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儒學。這與晚清最後一代士人嚴復、譚嗣同等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目標只是政治改革，所以很容易看清，中國專制皇朝的精神支柱是主張絕對君權的法家。

　　專制（autocracy）是政治學上的政體概念。假如將絕對君權視為專制，那麼周朝封建制便不是專制。這一點秋風是對的，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之間的盟約，是一種上下互相承擔責任和義務的關係，而以“吾從周”為旨歸的原始儒家則自然談不上專制了。

　　不可否認，家族社會在某些方面壓制了個人自由，但社會不是政權，秦以後以法家理論為核心的皇朝政體屬於專制，而專制下的社會卻不等於專制。正因為新文化運動將專制一詞用於社會批判，將矛頭對準家族制度，最終演成後來的社會革命，採用暴力摧毀鄉紳主導的基層社會，造成國家權力獨大，社會與個人皆被擠壓至無。而更重要的是，具有普世性的傳統基本道德也同時遭到破壞，對於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國民，道德規訓淪為空白。此後的新道德一直都是無源之水，只是靠不斷地推出英雄模範讓社會效仿，道德變成一種強加的外來的權力規訓，它的失敗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要將儒家與憲政主義聯絡起來，理據也是不夠的。現代憲政的宗旨是限制公權力，其最終目的是透過法治維護每個個體的權利。雖說歷史上傑出的儒家思想家一直都試圖限制君權，但儒家本身能否內在地發展出憲政思想？在現代人熟悉西方法治甚於儒家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從儒家思想中尋求憲政的合法性有無必要？仍是有待論證的問題。

　　漢儒曾試圖限制絕對君權，由董仲舒抬出一個“天”來嚇唬帝王，甚至提出“貶天子”的非常之論。但這個天是虛擬的，且與自然災異相聯絡，沒有在此精神源頭上形成一個實在的人間約法來限制君權，故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論，看中的是“以經術緣飾吏事”的一面，並不真的相信災異之說，試覽一部《冊府元龜·諫諍部》，當諫官以災異進行規勸時，結果常常都是“書奏不省”，何嘗懼怕過上天動怒？錢穆先生稱董仲舒的理論多出黃老、刑名，既非孔子本義，亦非公羊本旨，而與“民視民聽”之意不同，余英時先生亦稱漢儒的政治學是儒學法家化，此皆是尊儒的現代史家的持平之論。

　　對此，宋儒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朱熹說一千五百年來，“其間雖或不無小康，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宋儒同樣也有限制君權的意圖，他們的政治理想是三代之治，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似乎可以比擬為現代的精英政治，但理想一旦落到權力的世界，便會產生變化。宋朝擴張相權的結果造成權相的產生，便是一例。正是由於王安石得君行道的失敗，宋儒才由外王轉為內聖，走向心性之學。這表明在缺乏個體權利意識的前提下，儒家本身很難在政治學上發展出憲政思想和路徑。

　　這樣說並不是否定儒家在歷史上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引進西方憲政思想的正是近代一批有眼光的儒家士大夫。今天將董仲舒的公羊學視為憲政理論的認識，總不能落後於當年嚴復“群己權界”、“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主張吧。故此，儒學的現代轉型不在政治學，而在倫理學。沒有一個社會是隻靠法律維繫的，在當下中國，如何使仁、義、禮、智、信超越親情社會關係，成為現代公民社會普遍的道德準則，或許才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