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政治思想

　　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法家對人治的詰難。“若使遭賢而治，遭愚則亂，則治亂續於賢愚，不繫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尹文子》）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者亦不為桀紂。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韓非子》）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韓非子》）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非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非法而治國。其二，法與法治。何謂法？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尹文子》）“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置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　法治與無為。“大君任法而不弗躬，則事斷於法。”（《慎子》）“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法治與尚同。“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法治與正名。“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失者有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定此名分，則萬世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尹文子》）其三，法治之根據。民何以會爭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民何以會聽從？“明主之治國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韓非子》）法治無愛乎？“相憐以衣食，相惠以秩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後樂；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之相憐也。”（《韓非子》）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韓非子》）其四，法治於君之意義。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其五，法家的缺陷在於：物治主義—忽略人之主觀能動性。“民智之不可用也，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筆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知其所大利也。”因而特重刑法之規約和壓制。其最大缺點在於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所是，合古之法乎？”（《後漢書·杜周傳》）

　　道家的“自然之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字之曰道。”（《老子》）道家的政治方式是：“民莫之令而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理想社會是：“小國寡民”。“使得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節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政治目的是：“去欲”。去物質之慾：“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去政治與社會的干涉和誘惑。“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莊子》）道家哲學的意義有：其一，對人類現存社會的揭破。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其二，對更高精神生活的追求。“其奢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無為而無不為。不敢為天下先。以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剛”。（《老子》）

　　先秦墨家的政治思想有：其一，“兼愛—非攻”。愛人，待周愛人然後為愛；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　其二，“交利主義”。義，利也。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大國之攻小國，所攻者農婦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　其三，尚賢尚同與宗教方式。何以知尚賢為政之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　墨家只承認社會，不承認個人，結果令個人為社會所吞沒，個性消盡，千人萬人同鑄一型，荀子譏其“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莊子曰：“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捨也，才士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