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皇帝制度是指中國古代社會以皇帝為中心，實行皇權至上和皇權專制的政治制度。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創立，經過歷代王朝的不斷髮展、強化，直至1916年袁世凱的垮臺而徹底廢除，前後歷時2137年。
中國古代皇帝制度以君權神授學說為理論基礎，用嚴格的名位等級、禮樂制度和皇位繼承等各種規定和措施，集中突出皇帝個人的權威地位。保證皇帝高踞於國家機器之上，擁有至高無上、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
皇帝是國家政治事務法定的唯一最高決策者，有權統率和指揮自中央朝廷以至各級地方軍政系統和文武官吏，要求他們絕對遵照自己的意志和指令辦事。一切以皇帝名義發出的指示，都被賦予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朕即法律”，不允許有任何違抗或異議。一切法律的頒行和解釋，所有一定品級的文武官員的任免、獎懲和升貶，全國性財政賦役的徵調和開支，對外和戰與對軍隊的調遣指揮，都只有皇帝一人才能決定。
“大人”這個詞最早可見於《易經》，開始是對父母長輩的稱呼。《漢書》中漢高祖對其父親劉太公說：“始大人以臣為無賴。”張博詐淮陽王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後漢書》範滂曰：“惟大人割不忍之恩。”這是以“大人”稱母親。到了宋朝後期，才出現將官員稱之為“大人”。如元人高則誠《琵琶記》，蔡狀元呼黃門為大人，則元時達官已有大人之稱。又《湧幢小品》載，徐晞以吏員起仕至尚書，某日還鄉，郡守率諸生迎之，諸生以徐晞非生員出身，頗無敬意，徐晞出一對曰：“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不能對。徐晞對下聯為：“咬開銀杏，白衣裡一個大人。”王世貞《觚不觚錄》載，三司見督撫稱“老先生”，見巡按稱“先生大人”。可見至明朝時，以“大人”為官員之稱已較為多見。
中華民族是禮義之邦，素有“以茶代酒”的習俗，每逢宴飲，不善飲酒或不勝酒力者，往往會端起茶，道一句“以茶代酒”，以盡禮數，既推辭擺脫了飲酒，又不失禮節，而且極富雅意。這一軼事廣為應用，可知此典故是從何而來呢？
話得從頭說起，公元252年，吳太祖孫權病死，其子孫亮繼位，由幹後宮政變，孫亮之兄孫休上臺，到孫休臨終時，遺詔兒子繼位，任丞相濮陽興和左將軍張布為“顧命大臣”，輔佐幼主。豈知孫休屍骨未寒，兩位“顧命大臣”嫌孫休兒子太小，改立23歲的“長君”孫皓為帝。
孫皓初登王位，撫卹民情、開倉賑貧，深受黎群愛戴。後來過慣了帝王之奢侈生活，變得專橫拔扈，殘暴施虐、沉迷酒色，荒淫無度，不理朝政，盡失民心。孫皓好酒，經常擺酒設宴，強要群臣作陪，每設酒宴，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每人以7升為限，（按現在度量衡一升酒有二斤），不管會飲酒與否？必要碰杯大飲，每杯定要見底，孫皓是個暴君，說一不二，動輒殺人，誰個不畏懼於他？所以每次席間，一片狼藉，群臣七倒八歪，醉臥地上，醜態百出。其中有個人叫韋曜，酒量只有二升，韋曜原是孫皓的父親南陽王孫和的老師，任為太傅，謂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其因地位相當特殊．故此，孫皓對韋曜也格外照顧，早知韋曜不勝酒力，就在杯裡暗中換上清茶，韋曜也心領神會，故意高舉酒杯，“以茶代酒”乾杯，就這樣不至於醉酒而失態。
孫皓竊知二位“顧命大臣”嫌他性情粗暴，且酗酒如命，已流露出後悔立他為君之意．
孫皓不知感恩戴德，反而收押他們，並且放逐到廣州，途中派人追殺，誅滅三族。
韋曜是個耿直之臣，常諫勸孫皓，說他在酒席上令侍臣嘲謔公卿，以取笑為樂，長久以往，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韋曜奉命譜錄孫皓之父南陽王孫和的事蹟時，因秉筆直書寫了一些他見不得人的醜事，觸怒了孫皓，公元273年竟被投入大獄，最後殺頭送了命。
公元280年，吳國為西晉所滅，孫皓做了俘虜，被遣送到洛陽，受封的爵位只是“歸命侯”，這個無能暴君苟延殘喘了四年，病故洛陽，時年42歲。說孫皓因酒誤國，遺臭萬年，恐怕也不為過，事實眾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