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各有千秋；
司馬光簡介：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陝州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歷來受人景仰，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鑑》《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司馬光反對變法更多是因為王安石的做法有違北宋士大夫的文人氣節。司馬光曾反駁王安石道："天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爭民，其害乃甚於加賦。"認為官府向百姓奪取的財富越多就容易滋生腐敗，這危害比增加稅賦還可怕。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原因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建立儒家以後，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就是崇尚儒家思想，當時的讀書人從小就是學習四書五經，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而著稱的。
而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他認為變法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而王安石卻是思想很開放的一人，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只有革新才能重新讓國家富強起來，就這樣有兩個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人，在變法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隔閡，因此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變法。
蘇東坡
蘇東坡（公元1036年～1101年）與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均是宋代的文壇巨匠，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也各有建樹，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影響很大。然而，十分敬重王安石學識的蘇東坡，卻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特別是在賦役制度改革方面，兩人分歧較大。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賦役制度方面推出了均輸法、募役法等改革措施。
當時，政府除了徵收田賦外，還要向各地徵收土特產作為貢品。每年不論豐歉，州府都要按定額髮送京城。改革中，王安石推行均輸法，設發運使統管淮南富庶六路（省區），凡京城所需貢品，就近直輸京城，過剩貢品就地賣掉。同時，政府撥款五百萬緡（貫），豐年低價購儲部分物資，移豐補歉。蘇東坡卻反對均輸法，認為這既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又影響了國家的商稅收入。國家“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稅）之額所損必多”，是“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宋史。食貨志》）
改革中，王安石還推行募役法，規定應服役之戶，一律依照政府劃分的等級，隨同夏秋兩稅繳納免役錢，不再服差役。政府用這些免役錢僱人服役。蘇東坡認為“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雖其間或有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蘇東坡集。奏議集》）改百姓出力為出錢，是對百姓利益的一種損害。尤其是遇災年可免賦稅，但役錢不能免，等於增加一項苛稅。“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因此堅決反對。
但蘇東坡並非像司馬光一樣保守，只是反對王安石急於求利，他希望透過緩和的改革，興利除弊。他主張“輕賦役”，提出減免零售商的賦稅，刺激商業的發展，增加商稅收入。“小商人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他在被貶為地方官時，曾減賦賑荒，不斷興革，也頗有政聲。
兩人雖政見上有分歧，但在許多方面仍互相欣賞。王安石去世後，蘇東坡撰文寫下了“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給予王安石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