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由於實行均田制，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每戶農民有一塊土地。憑藉這些土地，可以承擔國家的租稅和徭役，並維持一家生計。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製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國以後，土地兼併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與此同時，按墾田面積徵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徵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到天寶年間，戶稅錢達二百餘萬貫，地稅粟谷達一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和租、調大約相等。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併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賦稅制度非常混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這就使得賦稅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兩稅法是宰相楊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建議頒行的。兩稅法是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制定的新稅法。由於分夏、秋兩季徵收，所以稱為兩稅法。兩稅法主要內容：
1、中央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的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徵收。
2、主戶和客戶，都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依照丁壯和財產的多少定出戶等。
3、兩稅分夏秋兩次徵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十一月納畢。
4、租庸調和一切雜捐、雜稅全部取消，但丁額不廢。
5、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奈米粟，田畝稅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均平徵收。
6、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徵收三十分之一的稅。
7、凡鰥寡孤獨不濟者，可以免稅。
8、此外斂者，以枉法論。
在唐代與均田制配套的，是“租庸調”。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勞役；調其實就是戶稅。這三種賦稅，其繳納全部以實物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絹代替；調因地制宜繳納布、麻之類。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楊炎變法，以“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
本次變法的初衷，是赤裸裸地奔著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稱此次變法的指導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向百姓征斂多少。雖然政府宣稱改收“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之前的“租庸雜徭悉省”，但實際上以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租庸調之外的那些無法律根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這些不在國家法律規定之內的苛捐雜稅，也全部併入了“兩稅”。所謂免去了“租庸雜徭”，其實只不過是把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取消掉罷了，實際征斂量一點都沒有減少。王夫之當年對兩稅法這一本質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把那些沒有正當性的暴斂，全變成了正規的賦稅名目。
最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調”，老百姓用實物支付；而新的“兩稅”，老百姓必須得用貨幣支付。在農業國家，讓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等於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兩稅法實施之前的三十多年裡，唐代的物價一路高居不下；兩稅法推行之後，物價蹭蹭地下跌，跌得老百姓心驚膽戰，家破人亡。舉個例子：兩稅法實施前一兩年，一匹絹可以賣3000-4000文錢，到公元796年，就只能賣1500多文了，到公元805年，已經跌到只賣800多文了；米價也一路下跌，公元785年前後，關中地區的糙米正常年景，只賣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賣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後，若遇豐收，米價甚至跌到2文錢一斗，而在公元770年前後，正常年景的米價是1000或800文每鬥。物價如此暴跌，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兩稅法，要求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導致市面上錢貴物賤。政府的兩稅法實施越得力，老百姓生產的農產品就越賤，所遭受的實際盤剝就越多。白居易、韓愈這些人都是兩稅法的激烈反對者，但沒有用，國家喜歡兩稅法，它讓國庫銅錢滿倉，唐朝亡了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仍對兩稅法情有獨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