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反映出過去由封建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干預或少干預的原則;
2、兩稅法改變了租稅徭役據丁口徵收，租稅徭役多出自貧苦的勞動群眾頭上的作法，它以財產的多少為計稅依據，不僅拓寬了徵稅的廣度，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由於依照財產多少即按照納稅人負稅能力大小徵稅，相對地使稅收負擔比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稅收負擔，同時簡化了稅目和手續。這對於解放生產力，促進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它奠定了宋代以後兩稅法的基礎，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唐代與均田制配套的，是“租庸調”。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勞役；調其實就是戶稅。這三種賦稅，其繳納全部以實物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絹代替；調因地制宜繳納布、麻之類。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楊炎變法，以“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
本次變法的初衷，是赤裸裸地奔著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稱此次變法的指導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向百姓征斂多少。雖然政府宣稱改收“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之前的“租庸雜徭悉省”，但實際上以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租庸調之外的那些無法律根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這些不在國家法律規定之內的苛捐雜稅，也全部併入了“兩稅”。所謂免去了“租庸雜徭”，其實只不過是把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取消掉罷了，實際征斂量一點都沒有減少。王夫之當年對兩稅法這一本質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把那些沒有正當性的暴斂，全變成了正規的賦稅名目。
最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調”，老百姓用實物支付；而新的“兩稅”，老百姓必須得用貨幣支付。在農業國家，讓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等於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兩稅法實施之前的三十多年裡，唐代的物價一路高居不下；兩稅法推行之後，物價蹭蹭地下跌，跌得老百姓心驚膽戰，家破人亡。舉個例子：兩稅法實施前一兩年，一匹絹可以賣3000-4000文錢，到公元796年，就只能賣1500多文了，到公元805年，已經跌到只賣800多文了；米價也一路下跌，公元785年前後，關中地區的糙米正常年景，只賣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賣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後，若遇豐收，米價甚至跌到2文錢一斗，而在公元770年前後，正常年景的米價是1000或800文每鬥。物價如此暴跌，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兩稅法，要求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導致市面上錢貴物賤。政府的兩稅法實施越得力，老百姓生產的農產品就越賤，所遭受的實際盤剝就越多。白居易、韓愈這些人都是兩稅法的激烈反對者，但沒有用，國家喜歡兩稅法，它讓國庫銅錢滿倉，唐朝亡了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仍對兩稅法情有獨鍾。
1、兩稅法將唐中期以來名目繁多的雜稅統一為戶稅和地稅兩種,並規定“此外斂者,以枉法論”,這樣既簡化了徵稅名目,又可使賦稅相對穩定,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同時從制度上杜絕了官吏從中作弊亂攤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負擔有所減輕。
2、兩稅法規定貴族、官僚、客戶、商人都要交稅,這就擴大了稅源，此外客戶納稅,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身依附關係的相對減輕。
3、把原來按丁徵稅轉入按貧富徵稅,立法原則較為公平。其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稅集中在貧苦農民身上的賦役負擔不均的不合理狀況,對改善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廣大貧苦農民的生產生活有積極作用。
總之，兩稅法是與當時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經濟不斷髮展的情況相適應的,是封建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進步.同時這次改革反映了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發展的基本趨勢即收稅標準以人丁為主向以土地為主的轉變,奠定了唐後期到明代中葉賦稅制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