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教坊

　　唐朝的教坊：唐高祖置內教坊于禁中，掌教習音樂，屬太常寺。武則天如意元年（692年），改為雲韶府，以宦官為使。玄宗開元二年（714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技，教習俗樂，以宦官為教坊使，後遂不再屬太常寺。此後凡祭祀朝會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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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燕樂之所以如此繁盛，與宮廷設定訓練和管理音樂表演人員的機構“教坊”有很大關係。教坊初設於唐高祖武德年間。唐明皇開元二年，蓬萊宮內苑設定有一處“內教坊”；禁城外和東京洛陽各設定有兩處“外教坊”。

　　教坊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音樂舞蹈人材和教習、排練歌舞散樂。教坊內藝人依聲色技藝高低分為若干等級：平民之女選入教坊學習琵琶、箜篌、箏等樂器演奏，稱為“搊彈家”；一般歌舞伎，稱為“宮人”；技藝水平最高、經常在皇帝面前表演的，稱為“內人”或“前頭人”。內人數量較少，表演時常由宮人和彈家補充。所以排練時，內人便常常在歌舞佇列前面或後面起示範、領舞和壓陣的作用。

　　唐玄宗時，教坊藝人編制已經有了很大擴充套件，僅長安的教坊，藝伎就達一萬多人。據唐崔令欽《教坊記》實錄，各教坊積累的各民族音樂舞蹈和散樂百戲作品，已達325個之多。其中《伊州》、《蘭陵王》、《春鶯囀〔zhuàn轉〕》、《柘枝》、《大渭州》、《踏搖娘》、《烏夜啼》、《安公子》、《玉樹後庭花》、《西河劍器》、《河滿子》、《綠腰》、《涼州》等歌舞音樂百戲，都曾由教坊藝人排練並在宮中演出，很受官方重視。

　　唐燕樂中“法曲”的興盛則與宮廷另一音樂機構“梨園”的建立有重大關係。

　　梨園是唐玄宗在內廷設定的音樂歌舞教習場所，因地點設在宮廷禁苑果木園圃“梨園”而得其名。親自著手梨園建制的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國封建社會以皇帝身份露臉的一位多才多藝音樂家，他“洞曉音律”，“凡是絲管，必造其妙”，又能“製作調曲”，“隨意即成”，就連古代大音樂家夔和師曠“也不能過也”。唐玄宗“酷愛法曲”，開元二年他從坐部伎弟子中選調300人到梨園教習，親自擔任音樂教練，凡“聲有誤者”，他“必覺而正之”，這些藝人也因此而被稱為“皇帝梨園弟子”。此外，他還從宮女中選調出數百人居住在宜春北院學習音樂歌舞，這些樂伎也被稱為“梨園弟子”。梨園機構中還專設有“小部音聲”30餘人，此即少年兒童音樂班子，由15歲以下孩童組成。梨園排演的節目主要是法曲，這些法曲又主要是唐玄宗的作品。

　　除宮中梨園外，在長安還設有“梨園別教院”；在洛陽設有“梨園新院”。前者學習法曲、排演新曲，人數約1000人左右；後者演奏一般俗曲，人數約1500多人，其中技藝優秀者，便被抽調入教坊。

　　唐代的教坊和梨園造就出了一批優秀的音樂舞蹈表演人材，不僅為盛唐各民族樂舞的發展和繁榮注入了新鮮血液，同時因優秀藝人交替代謝流散民間，對中國世俗音樂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白居易《琵琶行》所吟“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那位婦女的藝術生涯，就屬於這樣的典型事例。

　　教坊司最早起源於唐朝，專門負責藝人培訓和皇宮裡的樂物戲曲演出，元宋兩朝也都延續了唐朝的教坊制度，直到明清教坊司也一直存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陳圓圓也是教坊司出身，而教坊司在明朝，也才開始真正變得讓那些犯官的女眷談虎變色，寧願去死也不願意進教坊司。在明朝之前，教坊司相當於一個國家的演出機構，也有過無數文人墨客為此留下了美談。但是到了明清以後，教坊司就淪為官妓了。官妓不比尋常的青樓，普通百姓是沒什麼機會進去消費的。往來接待的大多是達官貴人，非富即貴。所以對藝人的要求自然會比一般的青樓要高得多。從站到坐，從吃飯到睡覺，從說話到怎麼笑，一言一行都有嚴格的要求。那個時候的官妓不比現在的紅燈區，光長得好看是不行的，你還得多才多藝，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這些都是有專人來進行培訓的。而那些犯官女眷之前養尊處優慣了，且不說受不受得了這份罪，光是那巨大的心理落差就足以讓人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