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人民身上的漢文化烙印

　　回族是中華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回族的文化也和漢族文化息息相關，在回族文化形成的過程中，漢族文化在回族先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麼，在回族人民身上的漢文化烙印都有哪些呢？下面的回族文化為您解答，一起來看看吧。

　　在回族的形成過程中，漢文化在其先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早在唐宋時期，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的聖訓，吸引和驅使大批的穆斯林翻山越嶺、飄洋過海，踏上了中華大地。漢學對蕃客和土生蕃客產生了很深的影響。當時來華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今伊朗人）中，精通漢文化者不乏其人。史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大食人（中國唐、宋時期對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國的專稱和對伊朗語地區穆斯林的泛稱）李彥升考取了進士。南宋時期，阿拉伯人蒲壽晟任廣東梅州知州，“有惠政，善作詩”。

　　到了元代，回族中的文化名人輩出。元代天文學家紮馬魯丁奉朝廷之命建天文臺，撰寫萬年曆，主持製造了7種天文儀器；建築大師也黑迭兒受忽必烈之命建元大都宮城，規劃整齊，有如棋盤，其建築風格在當時世界上享有盛譽；著名畫家高克恭善畫中國山水畫，所繪墨竹為一代精品，人們把他的國畫與趙孟頫的作品相提並論；元代大詩人薩都剌的詩以清新俊逸著稱，其名句“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傳誦一時，乃賢的“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也成為中國文學千古佳句；科學家贍思重新彙編《何妨通議》，此書成為後人治理黃河的重要參考書。明初，泉州回族李贄是一位著作頗多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評論家，他對當時的某些封建思想和封建社會秩序進行了大膽的批評，揭露了它們對社會發展的危害，其學術成就一直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重視。回族穆斯林的聰明才智和成就豐富了祖國科學文化的寶庫。

　　明代中期以後，統治者對少數民族實行同化政策，禁止胡語、胡服，還實行海禁。為了生存，回族同胞改漢姓、說漢語、穿漢服，漢語成了回族的共同語言。由於實行海禁，海外的伊斯蘭教傳道人進不來，中國本土的穆斯林出不去，中國的伊斯蘭教出現了人才匱乏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陝西回族人胡登州發起了經堂教育，用漢語講述伊斯蘭教的教規教義。

　　與此同時，一些回族學者著書立說，開始用漢文字宣傳伊斯蘭教的經典，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王岱輿的《正教真詮》。到了清代初期，回族知識分子“以儒詮經”的活動達到了高潮，有關伊斯蘭教的漢文譯著和著述不斷湧現，其中以馬注、劉智、馬德新為代表。馬注著有《清真指南》10卷，劉智著有《天方性理》6卷、《天方典禮》20卷、《天方至聖實錄》20卷等，刊行流傳很廣。馬德新不僅是清初伊斯蘭教的著名經師，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頗有建樹，編譯有《四典要會》、《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禮法啟愛》等等，其著作涉及伊斯蘭教的教規教義、阿拉伯語法修辭學、天文地理等多方面。馬德新還曾把《古蘭經》翻譯成漢文，遺憾的是隻出了5卷，他便去世了。

　　漢文化的烙印在我國的清真寺中也多有體現。我國內地的清真寺多呈中國古典式建築與阿拉伯式建築相結合的風格。清真寺裡的匾額楹聯不但採用中國的文字形式，而且內容上也是伊斯蘭教文化和漢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如新疆昌吉本地寺大門對聯，上聯是“修身以禮明心以道達真乘”，下聯是“物我盡忘真一歸真歸初境”。河北滄州清真大寺殿前柱聯，上聯是“賴真宰脫二慮窺妙本不出我勝”，下聯是“超萬緣歸一體視太極若在我身”。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內匾“臨下有赫”，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匾“無極之真”，河北保定清真寺寺匾“道閤中庸”。上述匾聯的內容充分反映了回族先民的漢文化底蘊。

　　歷史上，回族同胞對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還有許多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李興華研究員在《回族與中華文明》中指出：“假如沒有回族及其先民引進那些天文、歷算、工藝知識，沒有他們在經商、貿易、航海、西部開發等領域的奉獻，沒有回族學者在逐漸沉寂的學術領域泛起的浪花，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不知還會放慢多少。”這些話頗有道理。

　　文化的烙印是獨到而深刻的。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小到普通民眾的生活細節，文化都如影隨形。

　　數年前的盛夏，中國電影《洗澡》（日文譯作《心之湯》）在日本熱映。朱旭飾演的搓澡工老劉以其善良的形象、細膩的演技博得了日本觀眾的無數眼淚。那時我在日本仙台某大學任教，同事、學生多次提及該電影。

　　電影《洗澡》展現了中國新舊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瀰漫著絲絲懷舊情緒。京味十足的《洗澡》，日文譯作“心之湯”似有讀解過深之嫌，但英文譯名“SHOWER”則不免流於膚淺。

　　回想第一次在日本泡澡，至今仍覺膽戰心驚。撩開大書“男湯”兩字的門簾，匆匆脫衣鑽進蒸汽瀰漫的浴室，稍作猶豫便跨入名曰“金湯”的浴池。巡視四周，幾位老者頭頂白毛巾，微微動彈一下，隨即恢復打坐姿勢。我從頭頂取下毛巾先洗臉，接著擦脖子繼而搓四肢。就這當兒，周圍打坐的老者們不知何時已漂浮離去。不去管它，按中國洗澡的路數，正要全身塗抹肥皂時，同來的日本朋友急忙制止，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事後朋友解釋，日本人去溫泉泡澡，必先淋浴洗頭、肥皂淨體，然後才到浴池浸泡，而且毛巾絕對不能在浴池落水。

　　中國人去澡堂，除了潔淨身體，圖的是個熱鬧。《七修類稿》等古籍中將澡堂稱為“混堂”，一個“混”字惟妙惟肖。而日本浴室猶如隔世，一般的浴池都水清見底，客人們均似靜修打坐一般，互不攀談，靜謐得有時甚至會令人有些不安。

　　改革開放初期，筆者所在的學校聘請了一位日本專家，但沒過幾天他卻因洗澡問題與學校外事處鬧得很不愉快。那位日本專家要在浴缸泡熱水澡，可專家樓只有淋浴能出熱水，淋浴與浴缸還不在一處。後來服務員每天給他額外提供12瓶熱水，事情總算有個了結。

　　筆者曾特意到一位美國外教的套房探視。時值寒冬，浴缸裡散亂堆放著一些舊書，學生髮現中意的可隨便拿走，浴缸倒成了不錯的“書櫃”。對大多數現代西方人來說，只要運動出汗或身有異味，便會淋浴沖洗，夏天偶爾也到浴缸浸泡。洗澡更多的是出於生理要求，因而也難以形成大眾化的澡堂文化。對日本人而言，西方式的洗澡只是前奏而已，洗澡的真諦在於長時間的浸泡，是一種類似茶道的心理追求。而中國人在滿足生理需要之餘，澡堂成了情感及資訊交流的社交平臺，這一點頗與茶館功能相近。

　　中國式的“洗澡”，既不同追求心理境界的“心之湯”，也迥異於講求效率的“SHOWER”。我們早已從西方拿來淋浴，日本式溫泉近年來也開始流行，而《洗澡》向世人展現的中國特色的庶民情趣和生活哲理，足可豐富世界的沐浴文化。我想這也是該影片在西方獲得多個獎項、在日本廣受觀眾喜愛的原因所在。

　　貴州錦屏的隆裡古城始建於明洪武十八年，至今仍完整地儲存著明清時期的規劃佈局和民居建築群，這在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是極為鮮見的。

　　古城居民是明代“調北征南”時屯軍的後裔，還延續著江南的生活習俗，古城處處瀰漫著古老的生活情趣。現存古城，從設計到施工都嚴格遵循當時的作戰需要，是一座亦兵亦農、能戰能防的軍事城堡，具有典型的政治、軍事歷史背景和很高的建築、文化旅遊價值。

　　城內以觀音大廟舊址為中心，往東、西、南開三條主街，為古城的主要骨架，三條大街分出六條巷道，街巷又把整個城區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九個居住區域，加上四道明通暗塞、虛實結合的城門，構成“三街六巷九院子”的攻防體系。古城民居的建築形式、藝術手法均有明顯的徽派特徵，樓舍皆為三間兩層封火牆式，上面青磚砌築，灰瓦獸脊，飛簷翹角凌空，中間勾勒寶頂。門上方的匾額彰顯著主人的郡望或家風，如“三槐第”、“關西第”、“科甲第”、“指揮第”等，民居的封火牆上繪有花、草、蟲、魚、鳥、獸等彩畫。

　　隆裡流傳下來的文化以漢文化為主，其中以江南文化最為厚重，儒、佛、道多種宗教文化都生長在這塊土地上，同時揉雜當地苗、侗文化的內容。數百年來，漢文化與當地苗、侗民族文化相互撞擊、融合，形成有別於中原文化和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的亞文化群體，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文化社群，被專家學者稱為“無法複製的漢文化古城”。

　　以民間活動為載體的玩花臉龍、迎故事、唱漢戲被稱為隆裡古城漢文化的三大瑰寶。正月初一至十五玩龍是隆裡古城每年的春節傳統節目，方圓幾十裡的人們都要趕來觀看。玩花臉龍，是隆裡古城的“狂歡節”，所有舞龍的人都畫花臉，由龍尾牽動整條龍的動作，展現軍人後裔尚武的軍儺風格，為全國獨有。其龍燈製作精巧，鮮豔美觀，風格獨特。玩耍的技藝也多達十餘種，如滾地龍、青龍翻身、天龍穿霧、黃龍出海、大盤龍等。場面恢弘壯觀，勢若翻江倒海，活靈活現，令人目不暇接。在舞龍的人群中，最亮眼的是執掌龍尾的丑角“藍季子”，一副狂放不羈之相，打、逗、追、戲盡顯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