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之處是反對奴隸主貴族世襲特權。
墨子：墨家學派創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名翟，東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宋國人。墨子是宋國貴族目夷的後代，生前擔任宋國大夫。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農民出身的哲學家，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商鞅：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莊鎮）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韓非：戰國末期法家學派代表人物。戰國時期韓國都城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人，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韓王之子，荀子學生，李斯同學。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商鞅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商鞅和商君學派的歷史觀、名利論。商鞅和商君學派認為人類歷史是發展的、變化的，並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政治、經濟都有不同的特點。第一個階段是“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第二個階段“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這時已有農業，但是沒有階級壓迫，沒有戰爭。第三個階段是“黃帝之世”，出現了“強勝弱”，“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內行刀鋸，外用甲兵”，這裡指的是已進入文明社會，產生了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他們認為這種民展變化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只能適應這個變化。商鞅和商君學派雖然認為人類歷史是發展的，政治制度，措施等都要因時而變，但他們又認為變法要慎重，新法推行後要儘量穩定下來，他們說：“國貴少變”。 商鞅和商君學派認為追逐名利是人的天性，人的一節活動的基本內在動機是對名利的追求。他們認為“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榮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發之情也”。他們還認為“民之慾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人們追求富貴，都是蓋上棺材蓋才肯罷休，認為這是人的本性。 商鞅和商君派認為君主要“操名利之柄”，控制名利，把人民的力量引向有利於國家富強的路上來。他們主張“利出一孔”，堵塞各種各樣的求名求利的途徑，只留下一條取得名利的道路，就是“利出於地”，“名出於戰”；要求利，只能經營農業，要求名，只能勇敢作戰，舍此沒有別的名利之路。“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人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這樣以來，國家就可以富強了。二、商鞅和商君學派的農戰論。重視農，又重視戰，把農和戰結合起來，把“農戰”作為一個概念，視為基本國策，並進行多方面的說明和論證，從而構成戰論，是商鞅首創。農戰論的提出和推行，反映了戰國時期諸侯兼併和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形成時期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商君學派把“治”、“富”、“強”、“王”看做“治國”的目的，推行農戰政策是達到目的的基本手段，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一個諸侯國堅持農戰，國家才能富強，最後統一天下。商鞅和商君學派把農戰政策叫作“作壹”，即專一於農戰政策。實行農戰策時間越久，利益越大，長期堅持實行農戰政策，就可以成就王業，統一天下。所謂農戰政策，就是要把全國上下的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從事農和戰。在農和戰兩者中，他們把農看成戰的基礎。他們認為戰爭所需的軍糧和其他許多重要軍用物資，都要靠農業來提供；農民佔全國人口大多數，是兵員的基本來源。如果農業調，家民浪散，在當時的諸侯國兼併戰爭中就無法長期支援，必然越來越處於劣勢，以至敗亡。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也就是韓非的作品集《韓非子》。韓非（約前280年-前233年），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當時韓國國力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韓非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讚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鍊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韓非子》是韓非的著作。《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