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
王夫之對王安石變法持幾乎全盤否定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1、他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
2、他認為王安石以花言巧語迷惑宋神宗，導致靖康之變；
3、他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
總之，王夫之完全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延續了和歷代統治者一樣的評價。
王夫之，1619年至1692年，字而農，號姜齋，別號一壺道人，漢族，衡州府城南王衙坪人。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與先楚屈子、理學鼻祖周子等同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開始，至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1、三冗危機。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便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並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2、宋初，為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但設官分職尚有定數。自宋真宗時起，朝廷關於官員致仕的詔令日見增多，至宋仁宗時，更是三令五申。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
3、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冗兵”）。
4、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三者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5、內憂外患。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於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
6、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党項族連年發生戰爭，但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鉅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7、慶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結果並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宋神宗即位後，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蘊涵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
8、由於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兼之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出現了立國以來少有的財政赤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