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在勞動力供求總量基本相當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現象，即勞動者難以實現就業的同時，部分企業卻出現“招工難”，而這是近些年，也是未來幾年我國將會持續存在的重要問題。同時，我國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目前面臨著人才短缺的困境，這已成為其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之一；
2、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挑戰與機遇並存：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持續轉移，不僅有利於緩解人口拐點的壓力，為產業轉型升級留足空間，也有利於實現農業的規模化和現代化發展；
3、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仍然較大：如果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沒有針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客觀要求，對教育內容和培養方式進行及時的改革完善；
4、促進就業政策體系和服務體系有待完善：人口流動受限、資訊不對稱和教育滯後是導致就業問題長期存在的主要因素，政府往往透過對這三個因素施加影響，來解決社會就業問題。
我國就業狀況特點有：
1、初次就業率隨時間呈現倒“U”型趨勢；
2、已就業畢業生的工作單位結構波動很大；
3、學校、親朋好友、網路成為獲得求職資訊的三駕馬車；
4、就業機會男生顯著高於女生，而且起薪的性別差別顯著；
5、畢業生的工作能力、學業狀況、求職技巧是影響就業的最主要因素；
6、畢業生主體依然選擇在生源地或學校所在地就業；
7、“孔雀東南飛”依然是流動的主要特徵；
8、“孔雀東南飛”的相對比例有降低
1、垃圾回收設施分類過於簡單，給人們分類扔垃圾帶來不方便。現在街道上隨處可見垃圾桶，大多分為兩類：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也有的劃分為三類：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垃圾。不管是怎樣的分類，普遍存在著除了圖案基本按照國標執行外，在顏色上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的問題。而如今隨著城市化的加劇，垃圾成分趨於複雜，可回收的垃圾種類也趨於複雜。一般而言，城市垃圾中可回收物主要有：廢紙、玻璃、塑膠、金屬、織物等。如果分類過於簡單，垃圾桶上僅有一個可回收的標識，很難引導人們去完全分清垃圾可回收的種類，會給人們對垃圾的分類帶來麻煩。
2、居民垃圾分類知識比較缺乏，也是制約垃圾分類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垃圾分類投放需要兩方面的因素配合，一方面需要有完善而細緻的垃圾回收設施，另一方面需要居民有全面的分類知識，這樣才能做到一一對應，真正實現垃圾完全分類回收。很多人只知道一些簡單的可回收的垃圾，比如易拉罐、礦泉水瓶等，但是還有很多垃圾應該歸於哪一類並不知道，這樣便會形成有意識和無意識地亂丟，使分類形同虛設。這樣帶來的結果就是沒有真正做到分類扔垃圾。有調查資料表明：由於沒有找到這樣的垃圾分類箱，無法分類投放的比例佔76.28%，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垃圾分類知識是相當不全面的，這是影響垃圾分類投放效果不好的主要因素。
3、生活垃圾分類政策法規不健全，導致垃圾分類投放行為不具很強的約束力。政策法規上的約束力是和居民個人意識聯絡在一起的。如果將合理的垃圾分類投放制度寫進國家的政策法律法規裡，將會使垃圾投放制度具有強大的約束力，個人分類投放的意識也會增強。國內居民的分類投放意識差，不僅僅是道德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規等制度上的問題。目前，國家先後頒佈了《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等法規條例，但是大部分涉及生活垃圾管理的規定偏重於垃圾的清掃、收集、運輸、處置及相關管理方面，而極少涉及垃圾的分類回收。國家也頒佈了《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及汙染防治技術政策》、《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指南》，兩者都是從垃圾處理方式角度考慮的，用於給地方各級市政、環保部門的工作提供技術指導，但沒有上升到法規上的層次，不能給予垃圾分類行為以法律約束。由此可見，國內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的立法工作尚不完善，沒有相關法律條文明確規定公民具體相關責任和義務。所以，居民在投放垃圾的時候就會缺乏約束力，而僅僅靠個人意識和道德水平，這樣無法保證完全做到對垃圾分類回收。
4、垃圾回收處理還沒能實現全面產業化，無法推動整個垃圾分類回收的發展。從垃圾投放到垃圾輸送、分類，再到垃圾資源化輸出，只有形成一個產業鏈，才能大大提高垃圾分類回收程度。垃圾處理不能永遠作為一種公益性事業，只有政企分開，將垃圾處理形成一種產業化鏈條才能得到長遠的發展。目前，只有城市環衛部門在管理垃圾，他們主要負責將垃圾從社群運送到垃圾處理站。在此過程中，並沒有注重垃圾的資源化，垃圾分類回收的程度並不高。另外，現在一些中小城市存在很多靠撿垃圾或收購廢品為生的人群，在某種程度上為垃圾資源化作出了貢獻。但是，這些只是分散在各個角落，沒有形成一個體系，其貢獻能力有限。
5、管理體制不能滿足目前垃圾分類回收的要求。我國現行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體制，是從20世紀80年代逐漸形成的，垃圾分類回收是在政府主導下由環衛部門主導的事業單位負責。這種體制缺少群眾的參與，很難實現大範圍的統一行動，也制約了垃圾產業的市場化和產業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