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提出以下幾點對待方式：
1、區別對待日本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發展兩國民間友好往來，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
2、慎重嚴肅地對待歷史問題，同時主張中日兩國向前看，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不斷髮展。
3、平和對待，堅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不斷增進相互理解，加強友好合作。
4、與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華歷史的行徑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提出用正確的歷史觀教育青年一代。
在這提出以下幾點對待方式：
1、區別對待日本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發展兩國民間友好往來，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
2、慎重嚴肅地對待歷史問題，同時主張中日兩國向前看，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不斷髮展。
3、平和對待，堅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不斷增進相互理解，加強友好合作。
4、與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華歷史的行徑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提出用正確的歷史觀教育青年一代。
1、 這與戰後美國佔領日本時期的對日政策直接有關。儘管“遠東法庭”宣判日本是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並處死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東條英機，但美國出於遏制世界共產主義的目的，不去認真追究日本的戰爭罪責，清理和徹底剷除日本產生軍國主義的社會相思想基礎，反而釋放了一大批甲級戰犯，讓他們充當美國反共戰略的急先鋒。
2、 日本國內的“皇權思想”根深蒂固，“日本是優秀民族，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是這一思想的重要部分，併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根基。在美國的縱容下，持有這種思想的一批戰犯和政客走上日本的政治舞臺，有的成為國家領導人。
3、 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以“皇權思想”為根基的國粹主義和“優秀民族”論更加氾濫，日本政客多次話中有話地自詡日本是優越民族，聲稱“日本的資金能主宰世界”，認為日本應當放下包袱，堂堂正正地作一個沒有負罪感的“普通國家”。
第二次粵北戰役，1939年5月上旬，日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揮第十八、三十八、一○四師團約二萬人和第二十一獨立飛行隊30餘架飛機，再次向粵北進犯，中國守軍依託工事，在前沿阻擊日軍，經過二十多天的激戰，也是以日軍的敗退而告終；中國抗日戰爭之廣州戰役始末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10月，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第4戰區部隊在廣東省廣州灣地區與日軍第21軍進行的防禦戰役，9月，日軍決定進攻廣州，10月上旬，企圖在大亞灣登陸，攻佔廣州，20日，日軍第18師團發動全面攻勢，中國守軍防線被突破，守軍向後潰退，21日，日軍攻佔沙河，並佔領廣州市區，日軍第104 師團向廣州以北推進，攻佔太平場，23日佔領從化，第5師團與海軍配合，於23日攻佔虎門要塞，25日攻陷三水，26日又陷佛山，於29日到達廣州南郊，至此，日軍控制了廣州及附近要地，廣州戰役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