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選擇的四大經典（老子、孫子、論語和周易），和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有關係。也是西方漢學家選擇的四大經典。因為西方人很重視思想史，比如他們講到希臘經典，一定會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思想家的東西，所以他們在中國古籍尋找的也是最有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我們研究西方要讀聖經，他們研究中國，在道教裡找本書，當做宗教經典也可以理解。而且傳統所說的經典從來都不是固定的，比如《論語》，無論在戰國還是漢代，都不會算作經，它在漢代曾被視為傳記，後來也恢復成經，所以經典的概念一直在發生變化，我講的“馮胡異同”裡，胡適先生一個重要的貢獻是，講思想史不獨尊儒家，重新拉回到諸子百家的範圍內來討論，所以儒家經典也是諸子文化所依託的一個經典，其實它還在子學的範圍內，而非經學。
易學革命
說到《易傳》和《易經》的關係，我們回過頭看《漢書藝文志》就知道，在當時，選擇術影響最大，所謂周易之學，雖然因為經學的作用，日漸被重視其思想內涵，但和今天一樣，大家對它的興趣主要在算命，所以仍作為一種術書在傳播，在術書列裡面，一方面，易學藉助經學的力量，另一方面，用顧頡剛先生的說法，漢代的學術中，儒學本身就大講陰陽五行，知識階層和統治階層也重視。陰陽五行，原本跟天文歷算選擇之書關係更大，但當時《周易》的地位已經改變了。從術書演變的歷史來看，周易在戰國秦漢時發生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跟我們自然科學史研究最密切的，是古代陰陽五行學說到底怎麼形成，在《易傳》的闡釋下，《易經》獲得了新生命——它變成陰陽五行學說的一個經典。而且，中國的數術方技無所不在，本身卻沒有一個經典，大家要研究陰陽五行學說，只好將《周易》作為經典。中國思想史中，關係到宇宙論和中國古代自然哲學，《周易》有獨特的力量。所以一方面，我們是在講一個孔子的時代就在讀的最古老的經典，也要看到它在戰國秦漢所發生的後續轉變。這就是我理解的易學革命。
《周易》一直被用於占卜，而撲克和占卜相似，都是機率統計學，占卜裡體現的投機心理是特別普世的，就像現在人們算命，求醫問藥一樣。希臘人不管幹什麼都要去神廟裡去找神諭。但時常又要走後門，不斷賄賂神廟的祭司，最終是想賄賂神改變結果。《左傳》裡也記載了人類這種相似的原始思維，一方面要卜筮，一方面對結果不滿，會多次占卜，還會故意做相反解釋。情況很複雜，經過多種解釋和占筮，有一定的隨意性，根據自己的意願，這需要去研究占卜的心理學。
我們不能把中國當怪物，覺得外國有的中國就沒有，比如，自然哲學是西方概念，我們過去想到自然起源問題，在西方宗教中，首先有創世紀。那麼，中國創世紀在哪兒？中國人對宇宙怎麼看？對這點來說，中國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但是不代表沒有自然哲學觀。中國的宇宙論和自然秩序，集中起來就是陰陽五行學說。雖然，陰陽五行學說並沒有一本專著，而是散見在相關的自然科學分支裡。在科學昌明的現代，也未必能有人專門對其進行科學研究，通常放在哲學系裡，被搞思想史的人研究一下，但是中國畢竟是有這種傳統的，在當代，對具體學說而言，它對中醫理論的支配性較強。
港臺學術
講新儒家需要注意港臺學術的政治背景。即使在臺灣，文化也與政治運動相關。1966年，大陸在搞文化革命，臺灣搞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內資源就是新儒家和其理解的傳統道，外部與美國當時一個基督教組織相關，這個組織在搞世界道德重整運動——要以基督教的道德來統一其他道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是以儒家為核心。希望建立儒教，領導四大宗教。新儒家宣言，基本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非常相似，近年來大陸很多非常響亮的政治口號，是從臺灣來的，比如大愛無疆就是臺灣的淨空法師提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後來也歇了，原因就是李登輝上臺。但是他們那邊歇了，我們這裡興起了。
臺灣學術這些年在中國放大，和中國現代思想界的生存狀態有關係，歷史基本都是吃後悔藥的，都愛往以前看。離我們最近的後悔藥就是臺灣，現在臺灣有一種神話，說傳統文化都在那裡。比如1948年底，蔣介石發動搶救大陸學院文化計劃，臺灣本地不知什麼叫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國民黨帶去的。
臺灣學者有個比較好的優勢，就是沒有太多的政治運動，但學術也並非脫離政治。同樣大陸學者也沒有中斷傳統文化，中國文物也沒有全跑到臺灣去，絕大多數在大陸。學者也在這兒。你去看看中華書局、三聯、商務印書館的書目。古典文獻的出版都是很多的。對臺灣和大陸的文化要做公允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