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是怎麼發現民不加多的呢

　　梁惠王是在孟子的啟發之下發現民不加多的，

　　魏惠王，漢族，姬姓，魏氏，名罃。

　　公元前369年即位，在位50年。魏惠王魏罃，魏武侯子，魏文侯之孫。即位正是魏國鼎盛時期，但在以後的戰爭中，大敗於齊國，開始衰落，他死於公元前319年。

　　魏的先祖畢公是周文王的庶子，姓姬名高，武王伐紂後封於畢，稱“畢公高”。畢公高的後人畢萬，在晉獻公時封於魏，始姓魏。畢萬的十一世孫魏斯，於公元前403年參加韓趙三家分晉，始封為諸侯，尊號魏文侯。前319年卒，享年長達82歲。

　　孟子上距孔子一百多年，他不僅“溫故而知新”，並且發揮創見，“深造之以道”，領悟得既正確又深刻，還能接著表達孔子思想在各方面的應用，使儒家形成完備的哲學體系。

　　司馬遷說他讀到《孟子》第一篇的第一段話，亦即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他就“廢書而嘆”。我與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書本闔起，反而急著想知道孟子如何 回答。接著，我的感受是驚喜連連，因為孟子的辯才無懈可擊，他的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辯才與思想結合起來所產生的氣勢，則為古今罕見。

　　首先，孟子與當時手握大權的諸侯見面時，當然明白這些諸侯想要的是什麼，是富國強兵，是稱霸天下。然而，他所提供的卻是仁政。一個人怎能“對牛彈琴”而仍然 充滿自信呢？這就有賴於口才了。孟子的口才來自豐富的學識與人生經歷。他隨口引述《詩經》與《書經》，顯示出超強的記憶力。因為這些資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 代經典，所以具有高度的說服力。光是背誦不算什麼，他還能靈活運用，把古典引入現實處境，讓諸侯無言以對，只能茫茫然地點頭認可。

　　孟子的仁政並非純屬理論，而是要從經濟政策著手。對農業社會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養生送死無憾，然後加以適當的教育，提升人倫秩序的水平，國家自然 上軌道。要推行仁政，國君必須減輕賦稅，照顧百姓，或者就抓緊四個字：與民偕樂。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覆說明如何進行經濟改革，但是並未引起諸 侯的共鳴。因為若要與民偕樂，則諸侯首先就得放棄“作威作福”的各種特權，還須剋制“好色、好勇、好貨”的無窮慾望，然後再經常聽取孟子的教訓。

　　孟子的教訓其實很好聽，因為十分生動。他實在喜歡說話，往往是國君提出一個問題，他就引申發揮為一篇演講，讓國君上了一課。孟子除了善於引述經典與史實之 外，還有創造格言的超凡能力。耳熟能詳的就有“守望相助”、“出爾反爾”、“緣木求魚”、“左右逢源”、“操危慮患”、“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等。至於較 長的句子更是所在多有，譬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孟子光是以辯才取勝的嗎？當然不是，他主要是靠圓熟的思想體系。他為什麼再三強調“仁者無敵”？因為百姓歸向仁者，是出於無法遏阻的天性。那麼，人的 天性是什麼？他在與國君以外的學者辯論時，才有機會講明其中的道理。不過，自古以來，大多數人都被《孟子·滕文公篇》的第一句話誤導了。那就是“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先看“言必稱堯舜”，這裡的“必”字當然是過於誇張了。事實上，孟子討論人性的幾個段落，並未特別提及堯舜。然後，他所道的“性善”， 是人性“本”善嗎？這是個更大的問題了。

　　孟子所說的是：人心有四端，從這四端引發、充擴、實踐之後，才有“仁、義、禮、智”這四種確定的“善”出現。因此，他一再使用“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水 無有不下”等比喻來描寫人性，意思是要肯定：人性是一種動態的力量。人只要真誠自覺（思則得之），立即會發現行善的力量由內而發，要求自己行善。我稱此一 說法為“人性向善”。把握這一點，才能明白孟子談修養、談養氣、談知言、談政治經濟、談治國平天下的一切理論。確立了這一點，人生重心立即由外轉向內，人 生價值也隨著主體而確立，但是孟子並不因此而忽略“天”。人生快樂自然不待外求，孟子清楚地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1、困惑：梁惠王——於國盡心，移民移粟——民不加多；鄰國之君——不用心——民不加少。

　　2、原文：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3、翻譯：梁惠王說：“我對於國家，很盡心竭力的吧！河內遇到饑荒，就把那裡的老百姓遷移到河東去，把糧食運到河東。當河東發生災荒的時候，看看鄰國的君主主辦政事，沒有像我這樣盡心盡力的。鄰國的百姓並不見減少，我的百姓不見增多，這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