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這篇文章，魯迅採用說家常、談閒天的方式，從孩子照相這件小事中，發掘出改造我們民族精神的重大主題，讀後發人深省，啟人反思。文章先講了一個饒有風趣的故事，並由此生髮，從孩子性格談到孩子的照相，於盎然有趣的故事中提出了發人深思的問題，深入淺出地揭露和批評了我們民族存在的馴良的性格弱點，這馴良，也就是奴性。這種奴性，極大地妨礙了我們民族的進取。文章進而深入論述，指出醫治我國國民精神痼疾的最佳途徑即從異域的思想文化中汲取新鮮的養料，最後提出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民族文化建設的問題。

　　1、孩子應該從2歲開始培養好習慣。

　　2、孩子的好習慣培養是從2歲開始的，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髮展。透過孩子對正確行為的自我認知，使孩子自覺形成按時吃飯、按時睡覺的習慣。

　　3、正確地劃分自己的生活空間，何時做作業，何時做遊戲；自願地幫助父母做家務等。當然，在形成這些好習慣的同時，孩子是透過正確自我評價的引導，依靠堅強的自制力克服了一些困難，時間長了，孩子就會在父母的督促下學會控制自己、約束自己，並養成習慣。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