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年董氏族譜《譜例》申明：“生歿葬娶，四者均重。而葬娶二者，尤所當重者也。”喪葬，事涉墓祭、祠祭，又與流坑人津津樂道的風水術、何楊神崇拜有密切關係。“娶”即活人之婚姻，實際上包括娶進外姓女子與本族女子出嫁兩方面。涉及到本族血統是否“純正”，其他姓氏人員藉故滲入，甚至引起日後族產的糾紛等等。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內聚力非常強的大族，自然不能不予以十分的重視。如《譜例》所稱：“婚姻一節，吾宗素嚴。”在明清至民國時期，都有相當的約束力。當今流坑村民的基本通婚圈，在某種意義上說仍是一種歷史的延續，儘管有許多實質內容已經明顯不同。
一、禁與“小姓”通婚及“黜族”
萬曆族譜的有關規約中，對禁止與“小姓”通婚事，有明確條文。作為族人的行事準則之一，《董氏大宗祠祠規》“崇禮教”條首稱：
先世以禮立教，冠婚祭葬，皆有舊章。行之雖不能盡者，然吾家傳人習，頗有條理。唯婚禮一節，宗法獨嚴。不肖子孫，貪利忍恥，將男女約婚小姓，辱身以辱祖宗多矣。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以後，合照本祠所開鄉中世姓，與凡清白守禮之家，貧富各自為婚。敢於開列之外，乖 亂成法，照舊規罰銀拾兩，仍追譜黜族。
作為譜載之文，既是修譜時的具體操作問題，又是對確已違反族規者施行懲罰的落實。萬曆十年《董氏族譜凡例》有言在先：
繫世家大族及門戶清白者，方與成婚。婦則譜載娶某處某氏，女載適某處某氏，或並書某翁與婿者，生其賢也。間有貪財結親娶小姓者，圖載本夫“因娶某處某姓女為妻，黜族。”有子者書“側室”，無子者削不書。以女配小姓者，尤為辱先，本父母黜族，系伯叔兄主婚者亦不載，各終身不許入祠。
還規定：“以後有犯者黜族。外男仍議罰，女追財禮入祠。本宗作媒者，一併論罰。”
可見“黜族”是懲罰的重要的手段之一，且有所株連。另外還有經濟懲罰，作為配套措施，甚是嚴厲。哪些是不可與之通婚的“小姓”，譜無明載。但萬曆譜的“圖傳”中，確實有一批因此而受罰或“黜族”的例項，詳加對照，可以看出大致輪廓：
流坑文肇公房淳派子孫中，二十二世有：
“致定：萬質子，行輝九。娶蕪頭火佃人之女為妾。”
“應麟：（萬舉？）子，行宰十。娶蕪頭小姓周貴一女為妾。”
二十三世子孫有：
“欽成：國棋子，行鏈五。娶黃家謨小姓 。”
“君器：兆伸子。娶小姓溫坑張人之女為妾。”
“子輔：灝五位子，行新十一。苟婚楓林我們的奴女，公罰除妾。”
二十四世子孫有：
“紀誠：謙二位子，行達九。苟婚宜黃黃奴女，罰降妾。”
同譜載牛田淵派二十二世子孫中，也有同例：
“汝成：娶小姓燒源李隆妾，終身不許入祠。”
“德洪：文傑子，行遂三。娶港口小姓楊人之女，降妾”。
譜有章法，微言大義。既然違反族規娶女子，雖為妻室，但也不予承認，皆貶稱“妾”，以示鄙夷。由此可以大致斷定，嚴禁娶進的是“火佃”之女，即作為董氏家族佃戶的女子。在萬曆譜中，火佃又以“僕佃”稱之，見《祠規》第十四條：
禁僕佃：主僕良賤，分義昭然，豈容僭越！邇來風會潛移，為主者，或倚之為牙爪，任其凌轢親族；為僕佃者，或聽奸人鼓煽，敢於負租抗主，將為尾大不掉，終致首足倒持，非禮義之族所宜有也。整形宗僕佃頗多，各宜以禮禁諭，令其安分樂業為當。……其有強奴悍僕，恣為跋扈，其主所不能制者，許首呈到祠，公同處治。
在董氏鄉紳看來，佃既為“奴”為“僕”，即是低賤之民，與之有婚姻關係，就是良賤不分，是僕佃僭越的一種表現，當然難以容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董君器者，就是董燧本房（胤昂房）的侄兒。而董紀誠，則是嘉靖年間為黃山訟案奮勇向前的“庠士（董）潤”的嫡曾孫，系鄉紳之後，這就更不可掉以輕心了。修撰萬曆族譜時，正是其二十二至二十四世子孫少壯時期，其家族一再此規條，且嚴懲違規者，有明顯的儆戒用意。婚俗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邊一些小姓佃僕經濟地位的變化，同時也折射了當時風行整個南方地區的“佃變”、“奴變”運動。現實的財產關係與社會生活秩序的不合理性，受到了強有力的衝擊，代表族權的鄉紳們，實際上已在關注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然而，更可玩味的是，以上違規諸例，只有董汝成一人，是明文規定“終身不許入祠”。究其原因，更主要的似乎還在於娶的小姓女子是已婚者或是寡居者再嫁，或是有夫者棄離，都是明顯違反傳統倫理的，當為二罪並罰，特別嚴厲。其餘諸人，在譜文記載中，還主要表現在名份的降低上。哪怕是初婚，也不被認作元配結髮之妻，只是賤“妾”而已。似乎又為這些男子日後再“明媒正娶”，留出了鬆動的餘地。但他們是否有此舉動和最後結局如何，皆因時隔久遠而不知其詳了。
直到民國年間，在以下三方面違反族規者，是必定“黜族”的：
（1）與本村住祠堂中的外姓佃（奴）僕結婚；
（2）本村同姓男女通婚，尤其是不能與本姓的孝婦結婚；
（3）未履行請媒、送貼等正規手續而自行婚配者不予承認，且行黜族。民國年間，曾有一位董姓男子，在湖坪當私塾先生，違此條而遭懲罰，子孫皆未能上譜。迫於無奈，改姓羅姓，以求一個名份上的歸宿。
本村同姓不婚之俗，近年已經有所變化。只要不在五服之內，董姓男女通婚者已不乏見。族老雖有不悅，但也無法阻攔。作為一種雙方可以接受的變通之法，是在日後生了子女要上譜時，母親改隨外祖母姓（因為老一輩完全沒有娶本姓女子事）。這樣至少從譜上看，仍然是董氏男子娶了外姓的女子，不違祖規。
二、流坑人的通婚圈
從前引《祠規》條文可知，至少在萬曆初期，董氏宗族是開列了“鄉中世姓”名單的。可惜，具體的內容現在已無從得知了。
我們只好以萬曆族譜“圖”、“傳”所載人物的婚配情況，作一些具體的統計。
萬曆譜記載的人物，下限未超過第二十四世。從其婚姻記載看，規律大致有二。一是世代越早，婚配關係越缺載，這也是許多家族譜牒通見的情況，因為年代久遠，許多祖先的情況已經湮沒無知了。在流坑，元代以後祖先情況逐漸詳細。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鄉紳及其家人，婚配關係記得詳細，既有姓氏，又有地點。不僅有本人的婚配，還有子女的嫁娶，有的還有兒女親家的身份和名姓。而一般的族眾，只記“配（某姓）”二字，佔了多數。這就體現了鄉村中階段與階層的區別了，由此也看得出董燧等一批文化精英主持修譜的微言大義：凡士凡紳，其婚配即齊民之表率，自然也屬“鄉中世姓”之類了。所以他們的婚配情況，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的時代特徵與社會意義。
一至五世祖先中，共有22位男性記載了配偶的姓氏，居前三位的是曾、張、羅、分別為13人、4人、3人。另2人分別是鄧與胡。曾姓特多，接近60%，給人強烈映象。然而，何處之曾？何時之張？一無所記。
六至十世，皆在宋代。三、四世祖上形成的“四大派”、“九小派”，此間繼、絕分明，分遷大致穩定。在流坑村未動的，主要是三世祖文晃公房之後，與三世祖文肇公之後的淳派一枝，共兩大高度枝。這兩大房枝六至十世祖中，記有婚配姓氏的共49人次（含少數“繼室”），居前六位的姓氏是：
曾：11人，佔22.44%；張7人，佔14.28%；楊：5人，佔10.2%；
陳、劉、闕三姓，皆3人，各佔6.12%。
另外，艾、黃、熊、遊四姓名有2人，袁、李、蕭、江、王、吳、謝、丁、文各1人。
十一至十五世，大致為南宋後期至明初之祖先，有婚配姓氏的記載一下子大為增加，總計出現了315人次，另外，從此以後，婚配關係的等級層次也記載得日益分明，除表示“正娶”、“元配”意義的“配”之外，還有“繼”、”再繼”、“再室”、“側室”、“副室”、“妾”等術語，含義明確。一些男子的實際多妻制及其形成的多種社會原因，都日益豐富的呈現出來。居前九位的姓氏統計如表1：
居前九位的11個姓氏，合計正為總數的三分之二。董氏傳統的通婚姓氏，由此已可見基本輪廓了。
隨後，就是要確定這些姻親的空間位置。十六至二十世圖、傳，提供了更為詳細的分析資料。這五代人，基本生活於明代前、中期。而文肇公房淳派第十八世“胤”字輩上，是進一步分化出小房的重要階段，蕃衍的人口又多，他們的婚姻狀況，可視為該時期流坑人的代表。我們排列了出現10次以上的姓氏21個，並按出現時間的先後，編製成下表。找到一批姻親的具體地點，是最大收穫：
必須說明的是，上表中出現婚配地點，只有東源吳氏1人是十七世之例，其餘的都是十八至二十世這三代人的情況，時限更為集中，更利於說明問題。再就是，在表中出現的任何一個姓氏，有具體地名的仍是少數。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婚配地點的註明，有一個身份等級的標準在起作用，這些人是表率，也是代表。在同一個婚配姓氏的人中，註明了地名與未註明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密切關係。唯有如此認識問題，我們才能把鄉紳歷來標榜的聯姻“姓望”，“望族”，放到集時間、空間與社會諸因素而成的“通婚圈”中，加以分析與考察而如果與同一個地點的不同姓氏通婚非常普遍，那麼就更應考慮其市場圈、祭祀圈等多種致因的重疊了。一部流坑人的婚姻史，就活了起來。
有幾個婚配姓氏的具體狀況，是應當特別提到的。
曾氏最為多見的板橋，又稱“橋西”，實際上與流坑村屬同一地片，緊密相連。人民公社時期，與流坑同一個大隊。但在南宋，這裡出了乾道五年（1169）進士曾豐。曾豐的著述《緣督集》一直存世未湮，且被收入《四庫全書》集部。曾豐又在此為真德秀（西山）講過學，板橋一直有“西山書院”舊址存留。所以在宋元時期，板橋曾氏實是毫不比董氏遜色的著名“宦族”。因而，董氏一至十世多與之通婚的曾氏，當有相當數量居於板橋。只到明後期至清代，“羅山曾”與“望仙曾”逐漸增加，居於“板橋曾”之前了。尤其是“羅山曾”，譜載也是北 宋遷來開基，是千人以上的莊。
黃氏六個分佈地點中，除“杏塘”一處在永豐藤田鄉境內，其餘五處，顯然是同一宗族的不同分枝而已。其中，四處在縣境中部的潭港鄉範圍內，大致是：巴塘為黃氏最早定居處，元末明初，分別遷潭港和櫪源（元），和屬牛田鄉的員陂。到嘉靖二年（1523），潭港黃氏一枝又遷到員陂附近的官莊。從這幾處的位置看，多是董氏經牛田去樂安縣城的必經之處。陳氏女子嫁來最多的東坑（舊又稱“東川”），也屬這種情況。
王氏分佈，有一個重心由坊（芳、方）塘向湖坪（平）轉移的變化，值得注意。在十八世人中僅見娶坊（芳、方）塘女子的記載。坊塘在流坑以西的湖坪鄉，至今不足百戶。村子不大，但譜載是宋末由吉水王氏一此開基。到董氏淳派十幾世孫覆文（1433-1465），娶湖坪王氏，是第一個有明確記載者。此例一開，遂有翕然而起之勢，十九至二十世人的男娶女嫁，多人涉及湖坪 。而且，馬上出現了非常體現倫理教化水準的節烈事例。萬曆譜載，十九世孫南畲，有女名官貞，“適湖平王太昌。年二十，夫卒。殮訖，人室自縊以殉。御史楊貢傳其事，詳《貞節表》”湖坪王氏，譜載也稱系宋代中期由吉水王氏遷來開基。數百年間，形成樂安縣人口第一多的強宗大族，歷代官宦不斷，而且以很強的武裝力量著稱。故從人口、宦歷、聲望幾個方面比較，湖坪王和流坑董都是顯居一二的比肩大族。董燧的母親就是湖坪王氏，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例證之一。從明中期以來，至少有五百年以上世婚的歷史。從經濟聯絡上看，董氏重木業經營而缺糧，食用的大米很大一部分靠人從湖坪挑來。而流坑人向西，到永豐縣內重要的中心集鎮藤田，又一定要經過湖坪。這樣一些避不開的往來。對於其婚配關係的形成與穩定，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與招攜譚、鄧二姓的婚姻，則顯示了董氏向南部山區發展的脈絡。招攜已靠近贛南地區的寧都縣，是樂安縣南部山區的商貨集散中心。明代中期以前，一直有巡檢司駐紮，足見仍有邊遠地區加強鎮守的意義。流坑董氏文肇公房滋派一枝，是在明代天順、成化（1457-1487）年間才遷招攜，逐漸形成當地“宦族”的，說明當時這一帶的人口不多，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流坑的山產與樹木資源，主要在流坑至招攜之間，以及招攜以南更高的深山區內，經濟往來容易帶來新的婚配關係。據譜載，招攜譚氏的歷史也可追溯到宋代。明中後期的情況，似乎是董氏嫁女兒給招攜譚、鄧二姓的，比從那裡娶來的女子還要多。
除了上述常見姓氏外，還有其餘的一些姓氏，堪稱“稀姓”。從姓氏數量上看，這些稀見姓比常見姓還要多；鉭從其人數上說，則是零散而稀少，所以幾乎沒有具體的地點記載。稀見姓中，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即有相當一批，是有身份、地位的董姓男子的“側室”、“副室”和“妾”。僅文肇公房淳派十七至二十世中，至少有以下13個姓是這種情況：薛、陸、杜、崔、葉、皮、封、魏、盛、沈、倪、錢、田13姓。1姓僅1人，可見其稀。其中有一批顯然是外省人，註明了的，有十九世董極（古南）“側室”，為“儀真葉”，江蘇人。二十世（董極子）敬業“副室”，為“涪州錢”，四川人。敬業官“千戶”，軍職，當是外任時所納之妾。另外，如薛、陸、杜、崔、封諸姓，都是樂安甚至江西的稀見姓，極可能是這些董氏男子仕履所至或經商途中，帶回的外省女子。由此，我們又聯想到萬曆譜禁婚的“小姓”問題。如果說，對一些有身份地位的鄉紳、商人的實際多妻現象，董氏家族採用了“配”、“繼”與“副”、“側”、“妾”等含義明確的名份術語，以規範這些女子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同地位；那末，禁婚的“小姓”，則是由歷史悠久的奴婢制度，和明清時期的“佃僕”法律地位所規定。既反映了由產權為基礎的階級壓迫，又表現出土著大姓“宦族”對後來遷居的少數小姓的歧視，而且後者在“文化”上的差異更加被看重。所以，董氏家族對違禁的本族的男子，主要採取了名份上降格的辦法：即使是第一次娶妻，也只能是“妾”，是即為“降”。這樣做，實際上還留下一個鬆動的活口：如果這些男子日後有了出息，有了錢財，還是可以按照常規，再明媒正娶地娶“妻”的。
以上，主要是明代萬曆十年以前流坑董氏的通婚的概況。清代情況，我們以道光十九年（1839）修胤明公房譜和同治四年（1865）修坦然公房譜為據，作了至三十二世的婚配統計，直接有效時段約300年左右。其後的清末與民國情況，以及其他房枝之婚配範圍，當都由此得到一個基本說明。詳如表3。
與表2對照可知，一以貫之的老姻親是絕大多數，少數的增加主要在兩處：一是與縣城中的某些姓氏通婚增多了，如胡、樂、元、等姓，皆屬樂安縣的著姓。二是水南丁氏後來居上。水南丁氏亦系蓮河丁氏分枝，譜載於明初洪武二年（1369）遷水南，處牛田河口，地位重要，有一批顯宦和富商。董氏諸房譜中，還常見有董氏男子入贅水南丁氏或寓居水南的記載。董氏文肇公房淵派一枝，遷牛田建村，即與水南丁氏隔江相望。在過去，即有矛盾衝突，又有割不斷的往來。
至此，我們以當代的行政區劃為準，將流坑董氏的通婚圈作一大致的劃定：
牛田鄉（本鄉）內：板橋、場田、羊家嶺、南岸（安）、蓮（連）河、員陂、官莊、水南、麻溪（坑）、峽圳。
（向北）潭港鄉內：潭港、櫪源、巴塘、東坑、琴元。
（向東北）石陂鄉內：羅山。再加上樂安縣城、西坑。
（向東）南村鄉內：前（錢）團、稠溪、張坑。
（向東南）望仙鄉內：望仙。
（向南）湖坪鄉和招攜鄉內：湖坪（平）、坊（芳、方）塘、善和、張坊；招攜、車頭。
（向西南）萬崇鄉和羅陂鄉內：池頭、坪背；羅陂、峽元（源）。
流坑村所在的牛田鄉，正西即與永豐縣毗鄰。董氏跨縣境的婚姻關係，主要來自永豐縣。有根可查的，有屬今藤田鄉的秋江、田心、藤田、溫坊、小嶺、曾坊、洋坊、白泥（銀）塘、杏塘等村。有屬今瑤田鄉的梅溪（坑）、祖莊、湖西、三灣、大和團等村。有屬今陶唐鄉的謝坊。還有更西的石馬鄉層山村，水漿鄉大白沙村，沙溪鄉沙溪村、嚴坑村，龍岡鄉的江頭陂坑等。以上這些鄉村都在永豐的東、南部，樂安與之以山為界，舊有旱路可以通達，商貿關係十分密切。再向北，則有經牛田河入恩江的水路交通線，由此路而結成的婚配關係則有七都鄉的牛山、松江、洋洲等，一直到臨近永豐縣城的佐龍鄉水南背村。流坑雖然在南宋初年即劃歸樂安縣，但其交通線路，方言、文化心態則始終與永豐縣保持密切關係，上述婚配關係顯示的傾向，更有力的強化了這一點。
此外，向東與崇仁縣的通婚，偶可見之。有竹溪、下排等地的陳氏與曾氏等，都在崇仁縣西南，與元代名儒吳澄的老家鹹口村頗近。
三、婚儀概況
舊時董氏講究完整的婚儀，如媒約之言不可少，男女雙方須交換庚帖，合八字，開禮單，義聘禮等。從萬曆譜所載族規看，禮數不可缺，但也反對大事鋪張和索要財禮過度，並認為這才是尊崇禮教的表現。規約稱：
行聘之時，有隻受金環紙書，不較聘儀者為上。其次捌兩、拾兩、又次拾伍陸兩，多至二十兩而止。段匹茶果隨宜。及成親時，資裝豐約，折俎厚薄，亦只隨宜，乃為中道。吾董既不責備於人，諒四方親戚亦不責備於我，庶幾乎尚義之風興也。
又告誡曰：
有行聘而索禮太多，畢姻而責望太過，稍不如意，二家成隙，遷怒禮夫，情疏義絕。誠為惡俗，班上議擬定罰。
操辦婚娶大事，自古即有奢侈排場和提倡儉約的不同做法，董氏做這樣的規定，是應予肯定的。
娶親必擇吉日。但彩禮與花橋，則在頭一天吹吹打打先到女家。第二日一早，抬上新娘與嫁妝到男家堂前。由牽娘二人攙扶，引一對新人拜堂，俗稱“拜花燭”。首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然後夫妻對拜。拜畢，引夫婦入洞房。在房內，要同吃“孝順湯”（即雞湯）和“同心湯”（蛋湯），以示敬孝老人，夫妻和睦。
娶親婚宴，一般要辦三天。娶親頭一日，稱“暖房酒”，特色即在新房之內擺一桌，專邀十歲左右的男孩坐席，當取早生貴子之意。結婚之日為正席，親朋好友，必須個個請到。當日貴賓滿座，美味佳餚，十分熱鬧。第三天的酒席稱陪席，範圍就只限於至親之間了。
新婚之夜，“鬧”洞房是不可免的。俗有“新婚三日無大小”之說，三天之內，不分長幼可以戲弄新娘。到第三天，新娘穿上做飯圍裙，進廚房炒豆子，炒芝麻，由此表示開始當主婦了，俗稱“進廚房”。
婚事辦成後，男方家裡還要備好衣料與紅包、肉、蛋、糕點等，答謝媒人。
口碑所傳，直到民國年間，文肇公房淳派胤明一枝，為本房男子的童養媳“圓房”時，有一特別習俗。即在“圓房”頭一夜，童養媳必須由牽娘引入其十七世祖良輔公的“守齋祠”內，絞臉開面。另外，穿上一雙祖傳的紅鞋過一夜。次日大早，花轎到祠堂前，接媳婦正式拜堂。這雙紅鞋，頗有來歷，據傳是其十二世祖婆遺物。十二世祖士明被稱為“明齋公”，中年喪妻，長住女兒家。後女兒極力促成其再娶，連生數子，引為美談。祖婆穿的這雙紅鞋，遂被視為多子多孫的吉祥物。查道光修《胤明房譜》十二世士明小傳，果然有一段甚為吻合的史載：“儒士士明，諱偉，號明齋，行十八。中年失偶無嗣，垂老娶裴。連誕五子，迄今派衍數千家，皆得裴氏以開麟角之祥也。”稱胤明房後來“派衍數千家，不免誇張。但裴氏老祖婆連生五子，使本“無嗣”計程車明不僅未絕香菸，而且蕃衍出若干房枝，後代很多，在傳統社會中就是立了大功了，所謂“母以子貴”。所以儘管是“繼室”，但她的遺物，仍可像神物一樣儲存在祠堂內，並祈求它繼續為後人帶來興旺的人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