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美好的天氣很適合出遊遊玩，炎熱的夏天煩悶惱人，一天總有那麼24小時想睡覺，寒冷的冬天總用那麼24小時想待在被窩裡不出來，暖暖的很舒服，那麼宅在家裡適合白羊座看的書是什麼呢?
活潑的白羊座可以看一看那些輕鬆有趣的書籍，譬如說令人哈哈大笑的漫畫，或是有趣而又不缺營養的小雜誌。看完之後除了能忘卻一天的煩惱之外，還會帶給你一些額外的人生思考，一舉兩得哦。
枕邊推薦：
1、矢澤愛《NANA》
2、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3、幾米《星空》
春秋美好的天氣很適合出遊遊玩，炎熱的夏天煩悶惱人，一天總有那麼24小時想睡覺，寒冷的冬天總用那麼24小時想待在被窩裡不出來，暖暖的很舒服，那麼宅在家裡適合白羊座看的書是什麼呢?
活潑的白羊座可以看一看那些輕鬆有趣的書籍，譬如說令人哈哈大笑的漫畫，或是有趣而又不缺營養的小雜誌。看完之後除了能忘卻一天的煩惱之外，還會帶給你一些額外的人生思考，一舉兩得哦。
枕邊推薦：
1、矢澤愛《NANA》
2、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3、幾米《星空》
南宋之後，金溪被譽為“理學名教之區”。謂之“理學儒林裒然冠江右、忠賢相望，人文竟爽”，大有讀書藏書之風，以致萌生了刻書業。滸灣的書鋪街在明清時期成為江西雕版印書的一箇中心，產生了“臨川才子金溪書”這句民諺，“金溪書”成為了贛東地區的一個文化品牌。據北京琉璃廠有關文獻記載，最早在琉璃廠擺攤售書的就是江西金溪人。清嘉慶道光間京城書肆也多為金溪人所開。
“金溪書”既指金溪雕版印刷的昌盛與名望，其實也包含了金溪藏書的規模與質量。金溪史載最早的藏書處可算唐中和二年（882年）何仙舟棄官隱居疏山，建仙舟書屋以讀書著述自娛。其藏書詳情無載，但後人因此而稱此處為“書山”。北宋時柘崗吳氏讀書堂，是王安石舅家藏書處，安石舅舅吳蕃“有詩數百篇傳誦閭里”，他“出靈谷詩三十二篇”請安石為序成書。南宋時，青田陸氏一家兄弟互為師友，精研典籍，其藏書樓為槐堂和梭山老圃。當時謫居撫州的吏部員外郎許忻，藏書萬卷，年青的陸九齡兄弟曾登門拜謁求教，深獲許忻讚賞，“盡以當代文獻告之”（一說贈之），九齡“自是益大肆力於學，翻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可見在許忻的指點幫助下，青田陸氏極大地豐富了藏書，不但有諸子百家，還有陰陽五行等雜著，而且注意了當代文獻的收藏，這在藏書史上很有見地。
元代金溪蘆河於廣，“博通書史，其老屋數間，環以修竹，藏書數千卷，嘗自言曰：‘餘得耕先世薄田，讀先人遺書，天之與我厚矣。’自稱書房為‘木阜山房’，人稱木阜先生”。著書甚多，有《廣成娛志》、《木阜集》等等。危素志其墓。縣城學者王頤貞築“頤齋”、“笈書盈戶”，其孫王英弱冠讀書於此，為明永樂年間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為當時書法大家。
明代金溪藏書樓數量增多。雲林峰下有陽穀書院、城西有明谷書堂，都是“擁書萬卷，經史百家皆在焉”。學者可“朝夕老樹新篁之下，漱其芳澤”任由研讀。溪南東石書屋，王蓂（字東石）所建。王為正德六年進士，官居禮部主事及浙江提學副使等，後“辭官不赴，杜門讀書二十餘年”。為辨陸學非禪，著《大儒心學錄》、《東石講學錄》等。城東有寶山書屋，為聶庭璧所築。聶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直隸華亭知縣，曾“擢進單寒董其昌”，為巡撫海瑞器重，後任山東兵備副使，致仕後“歸讀寶山”。
清代金溪印書業漸盛，書鋪作坊林立，作坊主人的藏書急劇發展起來，他們中一部分人既是書商又是學者，既以書為業，經商致富，又以書為樂，藏書玩書。甚而著書立言，形成清代（尤其是清中後期）金溪藏書界的一大特色。
清代金溪藏書樓主要有：
王有年研山樓。王有年，縣城西門人，字惟歲，又字硯田。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廣西思州府推官、山東陽信知縣。後不願為官，“以病告歸，購書數千卷，嘯詠夷猶有終焉”。他從康熙元年（1662年）起以個人之力獨修《金溪縣誌》，歷十個寒暑於康熙壬子年（1672年）而書成。置於研山樓，“世有識者，聽其索觀”。王有年和清初大收藏家周亮工為摯友，經常往復切磋。亮工世稱櫟園先生，為金溪櫟園周家人（今屬合市鎮）。明清時期金溪書林有周氏刻書，數量不大，紙墨精良，就是櫟園族中之出版物。
蔡上翔存是樓。蔡上翔，字元鳳，別字東墅，縣城東門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授四川東鄉知縣，以母喪解官歸田不復出仕。其“為文縱橫馳驟，不拘一格”，是當時知名學者。上翔所居東墅書屋現仍存，但破敗不堪。位於進士第東側，乃蔡上翔晚年居家讀書著作之處。書屋僅方丈，門額上有蔡上翔手筆“東墅”二字，原先這裡茂林修竹，山泉潺潺。內有藏書樓，名曰存是，“藏書萬卷，囊括古今。”其《東墅文輯》三冊，不分卷，牌記上注“存是樓藏板”，可見蔡氏亦雕版印書。
徐氏硯雨樓。金溪印山上源徐家徐昱，字捧曦，家貧，後發憤讀書，於乾隆三十三年中舉，授湖北宜都知縣。督修萬城堤有功，擢沔陽知州，兼攝宜城縣事。其孫奏鈞在家築花園一所，栽羅漢松，植紫荊樹，鑿池種竹，又於園中建小樓一棟，題額有餘地齋，樓上題匾硯雨樓，即為藏書樓。藏書按千字文（天地玄黃等）分類編號上架，每年六月曬書，足足要忙一個月。由於上源徐家地處靜僻山區，故硯雨樓藏書躲過了清末民國的風風雨雨，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年，徐昱的六世孫徐善男手中之書仍有24大書箱。後來縣文化館徵集了一部分，分裝幾部土車推走，剩餘的於“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焚。據其家人講，那時“破四舊”，家裡厄運當頭，壓力如山，嚇不住，只有自己暗中燒書，足足煮了十多天飯，還要煮豬食，連紙灰都搗爛，怕被別人看到。有餘地齋及硯雨樓二匾亦毀於其時。
王麗南見山樓。麗南，人稱二離先生，乃王有年族中後輩，為光緒年間金溪名宿，以明經設館授徒，從遊者皆一時俊彥。其藏書樓曰見山樓。見山樓藏書約2萬餘冊，土改時散失。一部分被縣文化館徵集送省文化局，據人回憶，當時用挑老糠（即穀殼）的籮，一擔擔挑下來，一部分作廢紙賣給南貨店包豆豉。有一中學老師曾上樓揀書，揀了一大堆“寧都三魏”和李漁的“閒情偶記”等等，可惜他後來成了右派，這一箱書也毀失不存。民國時尚存的“見文如見山”的《見山樓集》是二離先生的詩文集，現已難覓蹤影。
除文人或退休閒居的官員的藏書樓外，還有書鋪作坊老闆的藏書樓。民間作坊的藏書，是藏書文化的一個部分。印書業的興旺，助長了藏書樓的發展，反過來藏書樓對善本、珍本、孤本的追求，又為印書業的發展提供了底本和範本。
趙氏紅杏山房。創始人趙承恩，字省庵，滸灣人，咸豐、同治、光緒朝三次被薦舉為孝廉方正，皆不就。晚年應聘主講章山書院，學養深厚，著述宏富，為贛地著名學者。其著作有《周易緒言》、《詩注辨誤》、《訓徒瑣言》、《性理拾遺》、《省庵初稿》、《紅杏山房文稿》等。為了便於著述付梓行世，創辦紅杏山房。一邊刻書銷售，一邊藏書自娛。從咸豐朝到清末，紅杏山房刊刻了大量的撫州鄉賢遺著。如《撫州五賢合集》、《江宜笏詩文存略》、《陸象山全集》、《湯文正公全集》、《西沱蠢遇錄》等。吳草廬（吳澄）、吳康齋（吳與弼）、吳疏山（吳悌）、陳明水（陳九川）等撫州知名學者的文集均有雕版刊行。紅杏山房所刻印的《趙氏藏書》、《漢魏叢書》等等均為多種多卷本的大型叢書，素為學者所重。紅杏山房藏書樓落成於光緒甲申年（1884）春三月，當時撫州知府鍾澤生曾記以文。
謝氏舊學山房。為滸灣謝甘盤所築，謝稍晚於趙省庵、亦嗜書成癖，廣羅舊刻版本，精心校印，其刻印本《天傭子全集》、《太平寰宇記》、《謝文貞公文集》等素為學界所重。現舊學山房已成民居，仍存於滸灣書鋪街。
吳氏三讓堂。三讓堂書局為清乾隆初年城湖吳會章在湖南衡陽創辦，道光六年（1826）又在湖南長沙開設分店，同時在金溪老家亦建三讓堂，刊售書籍兼而藏書。清末書業蕭條，衡陽書局先罷。長沙書店由族中幾人合資經營，勉強維持到民國24年（1935）終於倒閉。本地三讓堂亦漸歇業。吳會章字寬士，客遊楚湘，喜書籍，遂以書肆為業。“梓行經史子集，鏤板堆積如山”，他與兒子都“知書識禮，廣交遊，結納名俊，終日與人探討剖析古今典籍、野史稗乘毫無倦容。”吳氏三讓堂自創訖止，垂二百餘年，其藏書後星散在族人手裡。所印書籍如《韻府群玉》等海內推為善本。山東淄博蒲松齡紀念館有三讓堂刻本《聊齋志異》。
餘氏大文堂，為竹橋貢生餘鍾祥兄弟於嘉慶年間開設於滸灣鎮。竹橋讀書風氣濃厚， “覃思博覽，寒暑不輟”。大文堂藏書廣泛，無所不收。該地有餘振之者深研其各種藏書，纂輯諸子百家，文詞詩賦，岐黃星相，浮屠堪輿，天官律歷之說，刪蕪增缺，合成《萬理統宗》一書，凡九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書也多散失，據村民說，中國書店曾幾次派人上門收購，均有所獲。
丹江口市檔案館工作人員沈均奕，於日前發現了該館收藏著的一件138年前清朝同治皇帝重視古均州水利建設“諭”書。
此諭書是該館年代最早的文書檔案，對研究已被丹江口水庫淹沒的古均州城建設和清代當地民生狀況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十分珍貴。
這件清朝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公元1869年)的“諭”，系紙質，夾雜在丹江口市檔案館一號全宗其他目第6卷第1冊第35頁。該館工作人員沈均奕在整理檔案時發現此諭。“諭”長55釐米，寬25.5釐米，正文清晰完整，文中的“諭”字和文尾的“切毋違此諭”用硃筆圈點醒目，用印中“愛新覺羅載淳”明晰可辨。
“修理城堤，總查工料，最關緊要”、“隨時稽查，灰石工料，遇有偷減浮冒，均應立時報明查究”……在“諭”書中不難看出，同治皇帝對修理均州城堤反覆囑咐，要求確保工程質量。均州修理城堤，本是一件正常營建之事。那麼，為什麼會驚動京城，勞駕皇帝親自下詔令呢?
沈均奕經考證發現，同治皇帝在位的13年中，均州城幾乎年年發生自然災害，真可謂“十年九災”。其中，蝗災一次，冰雹災害發生4次;雷電災害兩次;地震4次;特大旱災和特大水災各一次。尤其是同治四年秋天，漢江出現特大洪水，致使城牆多處裂縫，城堤歪斜，若再遇水災，民眾將葬身魚腹。清政府動用“厘金”進行賑災，以及地方官員攤派修堤款，導致民心動盪。同治皇帝聞訊後，親發“諭”書詔令地方官員，委用人選總查工料。由此可見當時災情之重，民眾之苦。
據瞭解，“諭”書下發第二年，一段長51丈、高3丈2尺，寬1丈6尺的城堤拔地而起，是歷年修築最牢固的一段城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