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濤：北大容不得別人“說三道四”？

　　近日，90後河南小夥程帥帥計劃給北大送一塊“北京人大學”的牌匾，被警方帶走。程帥帥稱，9月10日上午，他先是被北大保安扣留，之後警方以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為名，將他在海淀派出所扣留了近8小時。其間，警方問他什麼時候去的北京，在哪住等，並去他北京住處看了一下。被放出來後，海淀派出所委託了兩個人把他遣送回新蔡。

　　近來北大可謂風波不斷。鄒恆甫的事還未平息呢，又來了一位90後批評者。而且，這位小夥還給北京大學改了個名字——北京人大學。在筆者看來，這位河南小夥程帥帥既非在北大門前上訪的訪民，也非無理取鬧、無事生非。他只不過用自己的方式，對當下北京大學的招生不公問題提出了意見。對北大而言，這既是意見，也是建議，應該成為北大今後招生過程中改進的內容。

　　北大已經成為“北京人大學”，這話一點都不假。近幾年以來，北大幾乎年年都會以“生源質量非常優秀”為由，在北京地區大幅度擴招，而且，擴招的比例經常在40%以上，北京人能進入北大的機會，遠遠大於外省。而且，出現這種情況的不僅僅是北大，也包括北京其他一些知名大學。因此，程帥帥對北大的批評無可指摘，如實地反映了當下高考與大學錄取制度不公的現狀。

　　其實，出問題不可怕，關鍵看如何處理。對於這位送北大“北京人大學”牌匾的90後小夥而言，北京大學保安與警方對他的處理方式卻像“截訪”，這顯然是對北大聲譽的玷汙；對於在上世紀前期提倡“相容幷包”、“兼收幷蓄”為辦學和經營理念的北京大學而言，也說明北京大學已經放棄了好的歷史傳統。 “相容幷包”、“兼收幷蓄”曾經是北京大學最迷人的校園哲學，也是北大歷史上最吸引人的學術氣質。

　　當年北大在“相容幷包”的思想指導下，出現了許多學術流派。無論這個人的思想是激進還是保守，是左還是右，都會在北大校園裡共同存在。這是一種大氣魄、大雅量，也是一種大進步。當今的北大對一位90後小夥如此排斥，甚至進行打擊，對於批評者的態度可見一斑。在筆者看來，北大對批評者進行關押的態度，很像一些以維穩至上的地方政府——聽不進不同聲音，並用權力打壓不同聲音。

　　寬容批評者，善待每一位青年，是所有大學都應有的度量。有批評北大的聲音，說明北大自身還存在問題。北大是中國的最高學府，是我國學術發展的“帶頭大哥”，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國大學問題和問題大學的代名詞，所以，北京大學就要具有“帶頭大哥”的氣度和雅量，尊重批評者的意見，並謙虛地進行反思。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有些時候，聽到“北大已經不是以前的北大了”這句話時感覺是陳詞濫調，可這卻是已經成為了現實。我們在努力尋找北大精神，可現實常常令人寒心。更可怕的是，北大已經容不得別人的“說三道四”，如此這般，何談改良、何談進步？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訊息，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而9月16日上午，大量抗議人群將廣州花園酒店圍住，少數人衝進酒店砸破玻璃，酒店內的日本料理店也被波及。目前，警方已控制數名打砸人員，並在酒店門口拉起了警戒線，抗議人群已陸續散去。

　　15日、16日兩天，至少有52座城市爆發了反日示威流行。這是愛國的表現。可是，在不少城市，都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打砸事件。當透明整潔的玻璃窗被扳手敲得粉碎，當乾淨的街區、乾淨的4S店被放火點燃，在濃煙滾滾之中，我們甚至感覺像是回到了沒有秩序、沒有法規的叢林社會。一種不安全感，油然而生。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訊息，也是一種理性的勸說。也有另外一種情況，警方不得不拘留那些披著愛國外衣的流氓。因此，愛國固然高尚，但請不要把愛國的“邪惡”一現“打砸”出來。如果愛國行為影響到他人的權利與生活秩序，這就不是一種愛國，而是一種誤國和害國。因為只有私權利受到保護，我們才可能有愛國的權利。

　　英國人王爾德曾說，“愛國是邪惡的美德，它一旦成為人們唯一的信仰和道德，走上神壇併成為了不起的東西，就會成為為所欲為的理由，那它帶來的，很可能不一定是神聖，而是罪惡。”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法國思想家盧梭，他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哲人喬治·肖伯納也曾說，“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有些時候，愛國就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正面刻著正義，反面卻畫滿邪惡。一不小心，這個硬幣掉在地上，呈現給公眾可能就是反面的邪惡。

　　在愛國主義狂熱席捲大街小巷時，整個社會可能會失序。社會中充斥著暴力，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私權利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打砸日系車會使許多無辜家庭的私家車受損，會使他們承受不應有的損失；打砸日本與我國合資的店鋪，也會讓一些同胞的經濟利益受損。社會處於這樣一種危險氛圍之中——幾乎所有與日本有關的餐廳、汽車、電子產品、音響產品、攝像產品，都面臨被砸搶的危險。連報道流行隊伍用的專業相機，也必須要用國旗來掩蓋。

　　另一方面，整個社會還有瀰漫著一種“消費愛國”的情緒。這裡的消費，自然不只是指經濟消費，而是還包括精神消費。媒體中，大量的網頁和版面都被愛國主義所佔用，至於那些讓國人痛苦不已仍然需要批判和改良的社會問題，比如說房價問題、腐敗問題、教育問題、收入不公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諸多問題都被縮小化處理了。再比如，網購之中，之如“車是日本車，心是中國心”、“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世界的”之類的車貼迅速走俏，一些販制不合格國旗的小商小販也大發“愛國之財”。這些顯然都有些不合理的。

　　愛國是一種美德。但同時，也要明確，愛國還有可能是一種邪惡的美德。愛國不能佔據我們的生活，也不能影響他人的生活；愛國不能讓我們無限制地去崇拜暴力，理性文明法治仍然需要恪守——這是一個底線。無論是道德論者，還是暴力論者，都可能會成為愛國者，但對於一個健康、文明、規範的現代社會而言，愛國應該有這樣一個明確的邊界。邊界之內，是理性愛國；邊界之外，是暴力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繼續擁有愛國的基本權利。

　　近日。青島有20多位神秘人士在膠南市積米崖碼頭放生了大約一萬條美國紅魚，引來數百名市民爭相垂釣。據當地漁民介紹，這20多人自稱來自吉林。膠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稱，這些美國紅魚很快就會分流，因此對生態方面的影響不大。

　　放生者，像菩薩；殺生者，像惡魔。在這樣的思維定式下，放生一萬條美國紅魚的這20多位神秘 人士，很容易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慈善的化身。而那上百位醉心於垂釣的當地人，也很容易成為邪惡的代名詞。而道理似乎也很容易講清，人家花了50萬元放了生， 市民卻在這釣魚，這是明顯的佔小便宜心理，並且人家的放生之舉也遭到了破壞。

　　表面上合情合理的說法，往往可能並不符合實際。在筆者看來，放生未必就一定高尚，而殺生就未 必就一定需要批評。尤其是對劣跡斑斑的“中國式放生”而言，垂釣未必就一定就是犯罪。具體說來，放生並非是一件有錢就可以做、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事兒，相 反，放生的問題非常嚴肅，既需要弄清楚這些動物的生活習氣，也需要考慮到放生對當地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這兩個問題，來不得半點馬虎。

　　如其不然，放生就會變成“殺生”，或是“放死”。而這樣的例子半不少見。前些天，北京客在河 北興隆縣苗耳村放生千條蛇之舉，就曾引起當地居民的恐慌。而在幾年前發生的將一隻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陸龜放生大海、將正在冬眠的黃鱔放生海水的可笑橋 段，也時常重演。類似於這樣的放生，應該被叫停了。

　　真正善意的放生，還有嚴格的放生程式。《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第23條明確規定，“放 生單位應當向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指定的科研機構進行科學論證後，報國務院林業 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權的單位批准。”政府作這樣的限制，並非是限制公眾放生的自由，而是確實有著全面的考量。只有科學的放生，才能成為放生。

　　具體到本次放生萬條美國紅魚事件而言，就既不符合以上程式，又不符合保護當地生態的原則。膠 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介紹，美國紅魚原本分佈在美國大西洋一帶，以小魚蝦或貝類為食，在當地海域雖有人養殖，但沒有野生的，因此不屬於當地的野生魚 種。大量放生這種美國紅魚，短時會對當地海域的小魚蝦造成一定威脅。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放生並非慈善，還可能是一種對生態的破壞。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談 市民的釣魚之舉，也就無所謂是無所謂非了。

　　放生不能成為個人善心的作秀。不是放生越多，功德就越高。甚至可以說，將落腳點歸到“積攢功 德”和“希望轉運”的“中國式放生”，只不過是化了妝的慈善，卸了妝，不過是赤祼祼的錢心交易。罔顧當地生態環境、罔顧動物生活習氣甚至是不顧動物死活、 不惜重資買來動物放生，這樣的放生，只能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