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濤：“乞丐的尊嚴”與“城市的面子”

　　廣州日前在天橋下安裝水泥錐驅趕流浪者

　　6月，深圳羅湖出臺市容環境量化考核指標。指標規定街頭若出現乞討流浪人員，將扣除城管考核分數。

　　“街頭出現乞丐將給城管扣分”，表面上，這道題是出給城管的；實際上，這是出給乞丐的。生活在深圳羅湖區的乞丐，從此之後失去了在這一片區行乞的權利。如果要行乞，則必須離開深圳羅湖區。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是，當“城市的面子”遇到“乞丐的尊嚴”，權力應當如何取捨？

　　乞 討，是乞丐僅剩的尊嚴。不可否認的現實是，當下的乞討行為呈現出職業化的趨勢。乞討者之中，有的可能並不貧窮，有的也可能來自有組織的團伙，但作為一種社 會現象，正常的乞討仍然大量存在。而且，在我們身邊，也確實存在一些靠乞討生存的窮人。他們只能依靠乞討來維持生計。雖然我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規定乞丐有 “乞討權”，但是，依照“法無明令禁止之事不為罪過”原則，乞討仍然是一種自由，任何權力也不應該干涉。然而，就是這僅剩的尊嚴，權力也要將之剝奪。

　　城市要面子，這無可厚非。城市環境，被譽為城市的軟實力。在城市的視窗街道，誰都想這裡站滿了油光滿面、衣著光鮮的體面人，可是，基尼係數都高到統計局不敢 公佈了，城市的視窗街道就算再亮麗，也似乎是一種諷刺。城市的面子故然重要，但重要不過人的生存權。城市需要管，但在管理城市的同時如何能讓販夫走卒、乞 丐和流浪人員更有尊嚴，顯然是一個管理難題。

　　近段時間，美國小夥陸傑森“陪行乞老人吃薯條”的照片在網路上引起過熱議。這個時候，我們才看到，乞丐的尊嚴可以被抬到如此之高。而陸傑森的回答“希望老人 不是騙子，但如果真是，也肯定是可憐的人，能幫就幫”則溫暖了整個社會。相比之下，我們這個社會對待乞丐的態度，確實冷漠和無情了許多。對於權力而言，則 更應該給乞丐一些起碼的尊重。

　　在貧窮無法消除的前提下，再文明的社會也應該允許乞丐存在。畢淑敏說，“乞丐是一個現象，它把貧窮和孱弱表面化了，癱軟地體現了出來。它把人的無助赤裸裸地 表達著，讓他人在同情之後，起了幫助的慾望和收穫施予的喜悅。”沒有人願意作乞丐，我們也應該賦予乞丐這一群體本應有的尊嚴。

　　淨化城市街面，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可以簡單到讓城管一驅了之，也可以複雜到“行乞算不算一種權利”、“如何讓他們解決溫飽、實現富裕”這類高雅 問題。但就實際意義而言，僅僅讓城市街面“看上去很美”，確實有些荒唐。難道將乞丐驅逐出城市，讓當地政府把他們接回老家，這個社會就美好了嗎？顯然，比 “禁止在城市中乞討”更重要的問題是權力如何實現更加溫馨的社會救助。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訊息，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而9月16日上午，大量抗議人群將廣州花園酒店圍住，少數人衝進酒店砸破玻璃，酒店內的日本料理店也被波及。目前，警方已控制數名打砸人員，並在酒店門口拉起了警戒線，抗議人群已陸續散去。

　　15日、16日兩天，至少有52座城市爆發了反日示威流行。這是愛國的表現。可是，在不少城市，都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打砸事件。當透明整潔的玻璃窗被扳手敲得粉碎，當乾淨的街區、乾淨的4S店被放火點燃，在濃煙滾滾之中，我們甚至感覺像是回到了沒有秩序、沒有法規的叢林社會。一種不安全感，油然而生。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訊息，也是一種理性的勸說。也有另外一種情況，警方不得不拘留那些披著愛國外衣的流氓。因此，愛國固然高尚，但請不要把愛國的“邪惡”一現“打砸”出來。如果愛國行為影響到他人的權利與生活秩序，這就不是一種愛國，而是一種誤國和害國。因為只有私權利受到保護，我們才可能有愛國的權利。

　　英國人王爾德曾說，“愛國是邪惡的美德，它一旦成為人們唯一的信仰和道德，走上神壇併成為了不起的東西，就會成為為所欲為的理由，那它帶來的，很可能不一定是神聖，而是罪惡。”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法國思想家盧梭，他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哲人喬治·肖伯納也曾說，“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有些時候，愛國就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正面刻著正義，反面卻畫滿邪惡。一不小心，這個硬幣掉在地上，呈現給公眾可能就是反面的邪惡。

　　在愛國主義狂熱席捲大街小巷時，整個社會可能會失序。社會中充斥著暴力，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私權利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打砸日系車會使許多無辜家庭的私家車受損，會使他們承受不應有的損失；打砸日本與我國合資的店鋪，也會讓一些同胞的經濟利益受損。社會處於這樣一種危險氛圍之中——幾乎所有與日本有關的餐廳、汽車、電子產品、音響產品、攝像產品，都面臨被砸搶的危險。連報道流行隊伍用的專業相機，也必須要用國旗來掩蓋。

　　另一方面，整個社會還有瀰漫著一種“消費愛國”的情緒。這裡的消費，自然不只是指經濟消費，而是還包括精神消費。媒體中，大量的網頁和版面都被愛國主義所佔用，至於那些讓國人痛苦不已仍然需要批判和改良的社會問題，比如說房價問題、腐敗問題、教育問題、收入不公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諸多問題都被縮小化處理了。再比如，網購之中，之如“車是日本車，心是中國心”、“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世界的”之類的車貼迅速走俏，一些販制不合格國旗的小商小販也大發“愛國之財”。這些顯然都有些不合理的。

　　愛國是一種美德。但同時，也要明確，愛國還有可能是一種邪惡的美德。愛國不能佔據我們的生活，也不能影響他人的生活；愛國不能讓我們無限制地去崇拜暴力，理性文明法治仍然需要恪守——這是一個底線。無論是道德論者，還是暴力論者，都可能會成為愛國者，但對於一個健康、文明、規範的現代社會而言，愛國應該有這樣一個明確的邊界。邊界之內，是理性愛國；邊界之外，是暴力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繼續擁有愛國的基本權利。

　　近日。青島有20多位神秘人士在膠南市積米崖碼頭放生了大約一萬條美國紅魚，引來數百名市民爭相垂釣。據當地漁民介紹，這20多人自稱來自吉林。膠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稱，這些美國紅魚很快就會分流，因此對生態方面的影響不大。

　　放生者，像菩薩；殺生者，像惡魔。在這樣的思維定式下，放生一萬條美國紅魚的這20多位神秘 人士，很容易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慈善的化身。而那上百位醉心於垂釣的當地人，也很容易成為邪惡的代名詞。而道理似乎也很容易講清，人家花了50萬元放了生， 市民卻在這釣魚，這是明顯的佔小便宜心理，並且人家的放生之舉也遭到了破壞。

　　表面上合情合理的說法，往往可能並不符合實際。在筆者看來，放生未必就一定高尚，而殺生就未 必就一定需要批評。尤其是對劣跡斑斑的“中國式放生”而言，垂釣未必就一定就是犯罪。具體說來，放生並非是一件有錢就可以做、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事兒，相 反，放生的問題非常嚴肅，既需要弄清楚這些動物的生活習氣，也需要考慮到放生對當地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這兩個問題，來不得半點馬虎。

　　如其不然，放生就會變成“殺生”，或是“放死”。而這樣的例子半不少見。前些天，北京客在河 北興隆縣苗耳村放生千條蛇之舉，就曾引起當地居民的恐慌。而在幾年前發生的將一隻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陸龜放生大海、將正在冬眠的黃鱔放生海水的可笑橋 段，也時常重演。類似於這樣的放生，應該被叫停了。

　　真正善意的放生，還有嚴格的放生程式。《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第23條明確規定，“放 生單位應當向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指定的科研機構進行科學論證後，報國務院林業 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權的單位批准。”政府作這樣的限制，並非是限制公眾放生的自由，而是確實有著全面的考量。只有科學的放生，才能成為放生。

　　具體到本次放生萬條美國紅魚事件而言，就既不符合以上程式，又不符合保護當地生態的原則。膠 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介紹，美國紅魚原本分佈在美國大西洋一帶，以小魚蝦或貝類為食，在當地海域雖有人養殖，但沒有野生的，因此不屬於當地的野生魚 種。大量放生這種美國紅魚，短時會對當地海域的小魚蝦造成一定威脅。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放生並非慈善，還可能是一種對生態的破壞。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談 市民的釣魚之舉，也就無所謂是無所謂非了。

　　放生不能成為個人善心的作秀。不是放生越多，功德就越高。甚至可以說，將落腳點歸到“積攢功 德”和“希望轉運”的“中國式放生”，只不過是化了妝的慈善，卸了妝，不過是赤祼祼的錢心交易。罔顧當地生態環境、罔顧動物生活習氣甚至是不顧動物死活、 不惜重資買來動物放生，這樣的放生，只能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