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煌：道德暴力與道德麻木

　　杭州一名小夥因為未給抱小孩的婦女讓座，被與婦女同行的男子連扇5個耳光，鼻血直流，女子亦責罵 小夥“不知道讓座”。我認為這實際上是短缺公共資源的優先配給權爭奪戰，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看威逼讓座的話，其實可以給新聞中 的動手者定性成利益衝突下的道德暴力，而現實生活中那些或喋喋不休或指手畫腳叫人讓座者則是非直接利益衝突的道德暴力。

　　什麼是道德暴力？道德本身是軟法，沒有強制約束力，但當他人或輿論以道德來要求一個人必須做某事，或不得做某事的時候，那就是道德暴力。逼人讓座就是最典型的道德暴力，而我們近年來的道德暴力更是比比皆是。

　　例如汶川地震後，幾乎每個明星、企業的捐款金額都被人曬到了網上，捐的少的會不斷的受到網民 的指責和詰問。又如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中，特別是微博等新興媒體上，如果不跟著人們一起反體制，為政府說幾句好話，那麼就會迅速淹沒在一片口水當中，這種堵 人言論的做法也是道德暴力。再如當前的反日情緒濃厚，如果我們某位明星恰巧被曝用了什麼日貨，或代言了什麼日本產品，那麼必然會遭致口誅筆伐。這都是道德 暴力表現。

　　但比較有意思的是，國人在道德上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麻木的一面。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如某網友所說的“大家對公交車上小偷行竊而無動於衷，而對小夥子不讓座卻大打出手”。街上有人打架，總是圍觀的多，勸架的少；面對摔倒的老人也總是冷漠的多，熱心的少。

　　那麼是不是道德暴力者與道德麻木者是兩群不同的人呢？並非如此，就如同暴力反日的愛國小夥其 實與仇視社會的憤怒青年是同一夥人一樣，道德暴力者與麻木者也從來就是一個人，只不過是在不同事情上有著不同表現。例如那些在街上看到偷竊行為卻不敢言語 的人，多半回到家後要在網上大罵一通政府，認為其要為治安不好承擔責任，甚至有模有樣的提出幾點建議。那些從未報名參加聽證會，對召開聽證會的通知也不關 心的人，往往會在聽證會召開後大罵聽證代表是託，不反映自己意見等等。

　　之所以國人在道德上會出現這種暴力與麻木的兩面性，筆者認為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家有對社 會風氣明顯不滿的道德高度，卻又總想著風氣的改變從別人先開始，自己跟在後面。二是大家總喜歡嚴以律人，寬以待己，對自己總是能想出各種理由與藉口，用雙 重標準要求。三是繞不開的國民性問題，個人的素質與社會發展程度是繫結的，只有經濟與社會發展到較高程度後，人們的素質才會大面積提高，但實際上是我們確 實有“一個人是奴隸、一群人是暴民”的民性特徵，不過也許這是人類的共同本性。

　　此外，道德暴力環境的形成，特別是網路暴力的產生，媒體和我們的教育也有一定的責任。微博讓 人們用轉發代替了思考，應試教育讓人們學會了快速閱讀卻丟掉了自主辨別，所以當前九個人選擇暴力辱罵的時候，第十個人往往會盲從；而當九十九個人都在罵一 件事的時候，唯一的辯護者也只能落得被道德暴力傷害的下場了。

　　 浦東公交金高公司近日為職工建立了“道德銀行”，職工每做一件好事，都可以獲得相應的積分，存入公交公司為員工所開的“道德銀行”賬戶中，當積分累積到一定數量，還能兌換相應的獎品。據瞭解，已有300多名公交員工透過做好事獲得了“積分”。該公司工會主席劉海英表示，希望以此有效激發職工的個人榮譽感，截至目前沒有發現一起弄虛作假事件。

　　“道德銀行”，不是一個新名詞。許多單位尤其是許多大學，都曾設立過的“道德銀行”。但是，就實際效果來看，“道德銀行”大多都無疾而終。設立“道德銀行”的目的無非是，用物質或是學分來刺激更多的人去做好人好事，提升道德水平，避免道德滑坡。從初衷來看，“道德銀行”應當獲得掌聲，至少，它能刺激公交公司所有司機在自己的職業道德做到“責無旁貸”，在某種層面上，也會有利帶動公德迴歸。

　　可是，“道德銀行”，說到底只是一種“道德考評機制”，是一個單位對於本單位職工的一種道德獎勵措施。而整個社會要面對是社會公德——範圍更大，涉事人群更廣。相比較之下，一家單位的“道德銀行”就顯得非常狹隘。有時候，不僅不能幫助提升公共道德，相反還有可能起到負作用。

　　首先，刺激獎勵做好人好事的方式，本身就存在問題，所謂的道德，應當建立在不求回報的基礎上，而道德銀行，雖然在客觀上刺激了道德回升，但與真正的道德好像還有許多差異；其次，“道德銀行”中設立的加分內容也非常有限，在面對沒有道德加分項的好人好事時，職工還會不會去做好人好事，就會成為疑問；此外，道德的高低問題，不可量化，是加20分，還是加50分乃至200分，都可能會引發道德量化的爭論。

　　這就好比一家單位開職工運動會。運動會章程規定，如果獲得一等獎者可以領取200元獎品，獲得二等獎者可以領取100元獎品，獲得三等獎者可以獲得50元獎品，那麼，無論是短跑、長跑還是跳高、跳遠，所有的職工都會竭盡全力去拼速度、拼力量，這是獎品刺激的作用。可是，運動會結束之後呢，職工們還會選擇去在操場上衝刺、用最大的力氣去跑跳嗎？當然不會。運動會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每個人，卻要回歸生活中的本色。這是是典型的“獎品依賴症”。

　　而真正能夠挽回公德的做法，則離不開政府行為的高尚，離不開司法的公正，離不開全體社會成員的努力。一者，社會的主流體制不能繼續墮落，“你們在學和坤，卻讓我們學雷鋒”的體制必須要打破，如其不然，好人好事便是一種道德裹挾。二者，司法要更加公正，尤其是面對“做好人好事因為過失導致他人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情況時，可以引入西方社會的“好撒瑪利亞人法案”，讓所有的好人好事不再受傷。三者，道德上的迷人本應是不求回報，我們每個人只要做最好的自己就夠了。

　　近日，河南省項城市住建局公佈了經濟適用房申購人員名單。環球網河南頻道記者發現，這份包含項城 市水寨、光武、蓮花等6個辦事處在內1256位申購人的名單中，未成年人一共有42人，其中一位最小的李姓男孩年齡還不到7歲，資料顯示該男孩為2005 年9月出生，項城市水寨辦事處人。

　　6歲兒童獲准購買經適房，此新聞很能抓眼球，因而毫無爭議高居各大網站排行榜的前幾位。但我 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位名叫李帥狄的6歲兒童並未獲准購買經濟適用房，他（或她）其實是那位名叫付秀英的家長的子女。我查閱並電話求證了公示名單及某位申購 者，按照表格中的編號和排列情況，在000652編號中所列的付秀英和李帥狄實乃母子（女）關係，就像在000036編號中所列的於海珍和李秉林系配偶一 樣。住建局是以戶為單位，把每戶的人頭都列出來。真正的申購者其實是付秀英，而非李帥狄。

　　照此分析，報道所稱的有42名未成年人獲准購買經適房也與事實不符。實情是這些未成年人大多是作為申購者的子女被同時公示的。這點從表格中同一編號中的姓氏也能看出來，如在001123編號中張忠於的名下有位叫張藝的人，後者顯然是前者的子女。

　　這麼明顯的關係，媒體記者咋沒看出來呢？當然，這與表格設計過於簡單有關，設計者不僅不註明 同一欄目所列人物間的關係，也不公示申購者的住房和家庭收入情況，只公示了身份證號碼，家住哪兒和手機號，讓公眾無從監督和查證。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 鍵在於記者因浮躁失職導致此次烏龍事件。

　　顯然，記者撰寫此文的本意是旨在替底層人代言和維權，這點無可非議，因為這些年各地不斷曝光 的類似“開寶馬買經適房”的訊息一再刺激著公眾的神經，人們紛紛透過各種方式表達對申報經適房中的造假現象的痛恨，尤其是對掌權者透過非法手段申購經適房 的現象更是深惡痛絕，因而記者曝光此類事件，總能深得民心。但類似案件曝光多了，公眾產生了審醜疲勞，再想曝光就難以產生轟動效應。因此，記者在事先佔據 了道德制高點的前提下，必須得從同題新聞中找到新的新聞元素，6歲兒童獲准購買經適房，就是這樣的新聞元素。

　　我大致能想象得到當記者發現了這一新聞元素後那種如獲至寶的欣喜心情，狂喜之下，抓住這點大 做文章，放棄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如哪位官員敢膽大妄為將6歲小孩推出去申報經適房，稽核單位再愚蠢也不至於蠢到發現不了申購者的實際年齡，甚至連打個電話 求證一下的最起碼的採訪程式都忽略了，結果自導烏龍，為弱者維權的目的沒達到不說，反而傷害了更弱的弱者。

　　有一點值得警惕，近來假新聞大有日益增多的趨勢，這與現存的新聞生態有關。由於各地政府不遵 守資訊公開條例，對記者的採訪往往設定各種各樣的障礙，致使記者不能第一時間獲知事件真相，難免釋出一些不實訊息，這點可以理解。但不能否認的是，隨著微 博等自媒體的興起，好多記者更喜歡從微博上取材，在未經調查核實或者只做了膚淺調查後就向外釋出訊息，因而產生了大量假新聞。

　　近年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媒體公信力，絕不能毀在某些不負責任的記者和媒體手上。當事記者、網媒及所有轉載該新聞的媒體都得反思，從中汲取教訓，無論如何，不能為了追求獨家報道和轟動效應，有意無意的炮製和傳播假新聞，做出有違新聞倫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