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文學與道德

　　文學藝術創造是需要人性的同情，是需要強大的倫理道德的批判力的，在藝術家身上，正是這種人文精神造就了偉大的藝術胸懷。人性同情的沉淪與倫理道德批判力的消解，將會使文學藝術黯然失色而至枯萎，使人的精神家園破殘荒蕪。雖然文學藝術並不是人的精神家園的全部，但無疑佔據著主要地位。因為，人是不能沒有文學藝術的，我們應該懷著良心與人性的道德品格，來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

　　杭州一名小夥因為未給抱小孩的婦女讓座，被與婦女同行的男子連扇5個耳光，鼻血直流，女子亦責罵 小夥“不知道讓座”。我認為這實際上是短缺公共資源的優先配給權爭奪戰，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看威逼讓座的話，其實可以給新聞中 的動手者定性成利益衝突下的道德暴力，而現實生活中那些或喋喋不休或指手畫腳叫人讓座者則是非直接利益衝突的道德暴力。

　　什麼是道德暴力？道德本身是軟法，沒有強制約束力，但當他人或輿論以道德來要求一個人必須做某事，或不得做某事的時候，那就是道德暴力。逼人讓座就是最典型的道德暴力，而我們近年來的道德暴力更是比比皆是。

　　例如汶川地震後，幾乎每個明星、企業的捐款金額都被人曬到了網上，捐的少的會不斷的受到網民 的指責和詰問。又如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中，特別是微博等新興媒體上，如果不跟著人們一起反體制，為政府說幾句好話，那麼就會迅速淹沒在一片口水當中，這種堵 人言論的做法也是道德暴力。再如當前的反日情緒濃厚，如果我們某位明星恰巧被曝用了什麼日貨，或代言了什麼日本產品，那麼必然會遭致口誅筆伐。這都是道德 暴力表現。

　　但比較有意思的是，國人在道德上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麻木的一面。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如某網友所說的“大家對公交車上小偷行竊而無動於衷，而對小夥子不讓座卻大打出手”。街上有人打架，總是圍觀的多，勸架的少；面對摔倒的老人也總是冷漠的多，熱心的少。

　　那麼是不是道德暴力者與道德麻木者是兩群不同的人呢？並非如此，就如同暴力反日的愛國小夥其 實與仇視社會的憤怒青年是同一夥人一樣，道德暴力者與麻木者也從來就是一個人，只不過是在不同事情上有著不同表現。例如那些在街上看到偷竊行為卻不敢言語 的人，多半回到家後要在網上大罵一通政府，認為其要為治安不好承擔責任，甚至有模有樣的提出幾點建議。那些從未報名參加聽證會，對召開聽證會的通知也不關 心的人，往往會在聽證會召開後大罵聽證代表是託，不反映自己意見等等。

　　之所以國人在道德上會出現這種暴力與麻木的兩面性，筆者認為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家有對社 會風氣明顯不滿的道德高度，卻又總想著風氣的改變從別人先開始，自己跟在後面。二是大家總喜歡嚴以律人，寬以待己，對自己總是能想出各種理由與藉口，用雙 重標準要求。三是繞不開的國民性問題，個人的素質與社會發展程度是繫結的，只有經濟與社會發展到較高程度後，人們的素質才會大面積提高，但實際上是我們確 實有“一個人是奴隸、一群人是暴民”的民性特徵，不過也許這是人類的共同本性。

　　此外，道德暴力環境的形成，特別是網路暴力的產生，媒體和我們的教育也有一定的責任。微博讓 人們用轉發代替了思考，應試教育讓人們學會了快速閱讀卻丟掉了自主辨別，所以當前九個人選擇暴力辱罵的時候，第十個人往往會盲從；而當九十九個人都在罵一 件事的時候，唯一的辯護者也只能落得被道德暴力傷害的下場了。

　　政治家、文學家-劉伯溫

　　2012年12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舉行了一場演講。他說，文學遠比政治要美好。文學教人戀愛，政治教人勾心鬥角。在此之前，莫言在家鄉高密召開的媒體見面會上表示，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莫言在公開場合竭力撇清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相信人們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一再證明，文學並不僅僅是教人戀愛的，文學與政治實際上有著天然的、甚至難以切割的聯絡。正如莫言自己說的那樣：“我的小說裡有政治，你們可以在我的小說裡發現非常豐富的政治。”

　　《詩經》是中國已知最早的文學作品集，其作品距今約有3000年。關於《詩經》整合的原因，一個主要的說法是，西周朝廷派人在農閒時到各地採集民謠，再由史官彙集整理後送給天子審閱，以幫助其瞭解民情。《左傳》曾記載：“古者天子命史採歌謠，以觀民風。” 後來的《漢書》也有類似的記載。《詩經》中有些著名的篇章如《伐檀》、《碩鼠》，非常清晰地表達了下層民眾對統治者的不滿，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而不是教人戀愛的。《詩經》中固然有不少作品是描寫男女愛情的，如《關雎》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為人們所熟知。不過，宋代理學家朱熹對《詩經》中男女愛情的描寫有自己的解讀，他認為作品中關於男女愛情的糾結實際上暗指君臣關係。這一特點在屈原的作品中確實多有體現。

　　自戰國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歷代都產生了大量文學作品，從《孟子》、《史記》到《諫逐客書》、《論貴粟疏》、《隆中對》、《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六國論》、《答司馬諫議書》、《病梅館記》等都是經典文學作品，同時又閃耀著思想光輝和政治哲理。即便是《紅樓夢》、《西遊記》等一些虛構的甚至看上去超現實的文學作品，依然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文學與政治在這些作品中原本就是渾為一體、無法切割的，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探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不能不研究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相對於文學與政治而言，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就要複雜得多。這至少有三種情況：一是文學家本身就是政治家，而且在兩方面具有同樣突出的地位。如曹操是三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又是當時傑出的詩人；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何塞•馬蒂是古巴獨立運動的領袖，又是享譽世界的詩人。二是雖然身兼文學家和政治家，但所處地位並不相當，甚至落差很大。由於中國封建社會有以文取仕的傳統，歷代都有不少文人從政，但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名聲往往大於其政治影響力。相反，南唐李煜是一位傑出的詞人，在中國文學史有相當高的地位，但作為國君卻應居末位。三是單純的文學家與政治家，這是一種常態，也是本文要研究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