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濤：地鐵互毆背離公共文明

　　 10月7日上午，廣州地鐵4號線上一名6旬老人與28歲教師為爭座位互毆。男教師頭部、手臂佈滿血跡，耳朵被咬破一塊，老人鼻部受擊流血，車廂地板上血跡斑斑。兩人被警方教育後釋放。

　　前段時間，我們經常看到有關不讓座就被扇耳光的新聞。現在，這樣的新聞，仍然在上演。而且，不僅僅是發生在公交車上，這一次是發生在廣州市的地鐵四號線。而且，從圖片和影片中流淌的血以及兩人的扭打狀態，就可以輕易看出，這次事件是以前幾起道德暴力事件從來沒有過的嚴重程度。而這樣的暴力事件，之於讓座這種道德文明並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還大大背離了公共文明。

　　這位6旬老人，的確持有老年證。但是，以實際情況來看，在打架過程中，受傷更加嚴重的則是這位28歲的年輕教師。而且，從影片中可以看到，一直是這位老人壓住年輕教師進行毆打的。可以容易看出，從體魄和力量的對比來看，這位6旬老人一點也不遜色於這位年輕老師，甚至比年輕老師更勝一籌。這樣的對比之下，讓座與不讓座、搶座與不搶座，也就顯得並不重要了。

　　讓座是美德，但絕不是必須要做的義務。老人需要讓座，需要隨時隨地得到尊重。這是傳統美德。但是，“倚老賣老”式的脾氣，也不應該出現在公共場合之中。不是所有的老弱病殘都需要特殊待遇，更不需要得不到特殊待遇之後的暴力語言與拳腳相加。更何況，讓不讓座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讓座只關乎覺悟和美德，是個人素質的表現。而惡語相加，甚至動手打人就是犯法層面的問題了。美德的迴歸，與強制無關，更應該遠離暴力。

　　最大的美德，應該是尊重公共秩序。身處公共場合，每一位市民的所有行為都應該符合公共秩序中的文明要求。而在公共場合之中，最需要拋棄的是，就是所有的脅迫。最應該擁有的心態就是寬容，最應該出現的行為就是溝通。而避免暴力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這些。只有寬容，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道德綁架。只有溝通，才能避免讓美德自由發生。

　　道德上的綁架，永遠是一種不道德。整個社會需要傾聽一下不讓座的理由，更應該檢討將別人的道德進行綁架的習慣做法。學生們不讓座，是不是因為揹著一個很沉的大書包？白領們不讓座是不是因為生病了，或是上了一天班太累了？看似正常的人不讓座是不是身上也有殘疾？

　　需要再次強調，所有道德的前提，應該是“自由”二字。有人曾說，“我們有自由，所以我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訊息，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而9月16日上午，大量抗議人群將廣州花園酒店圍住，少數人衝進酒店砸破玻璃，酒店內的日本料理店也被波及。目前，警方已控制數名打砸人員，並在酒店門口拉起了警戒線，抗議人群已陸續散去。

　　15日、16日兩天，至少有52座城市爆發了反日示威流行。這是愛國的表現。可是，在不少城市，都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打砸事件。當透明整潔的玻璃窗被扳手敲得粉碎，當乾淨的街區、乾淨的4S店被放火點燃，在濃煙滾滾之中，我們甚至感覺像是回到了沒有秩序、沒有法規的叢林社會。一種不安全感，油然而生。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訊息，也是一種理性的勸說。也有另外一種情況，警方不得不拘留那些披著愛國外衣的流氓。因此，愛國固然高尚，但請不要把愛國的“邪惡”一現“打砸”出來。如果愛國行為影響到他人的權利與生活秩序，這就不是一種愛國，而是一種誤國和害國。因為只有私權利受到保護，我們才可能有愛國的權利。

　　英國人王爾德曾說，“愛國是邪惡的美德，它一旦成為人們唯一的信仰和道德，走上神壇併成為了不起的東西，就會成為為所欲為的理由，那它帶來的，很可能不一定是神聖，而是罪惡。”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法國思想家盧梭，他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哲人喬治·肖伯納也曾說，“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有些時候，愛國就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正面刻著正義，反面卻畫滿邪惡。一不小心，這個硬幣掉在地上，呈現給公眾可能就是反面的邪惡。

　　在愛國主義狂熱席捲大街小巷時，整個社會可能會失序。社會中充斥著暴力，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私權利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打砸日系車會使許多無辜家庭的私家車受損，會使他們承受不應有的損失；打砸日本與我國合資的店鋪，也會讓一些同胞的經濟利益受損。社會處於這樣一種危險氛圍之中——幾乎所有與日本有關的餐廳、汽車、電子產品、音響產品、攝像產品，都面臨被砸搶的危險。連報道流行隊伍用的專業相機，也必須要用國旗來掩蓋。

　　另一方面，整個社會還有瀰漫著一種“消費愛國”的情緒。這裡的消費，自然不只是指經濟消費，而是還包括精神消費。媒體中，大量的網頁和版面都被愛國主義所佔用，至於那些讓國人痛苦不已仍然需要批判和改良的社會問題，比如說房價問題、腐敗問題、教育問題、收入不公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諸多問題都被縮小化處理了。再比如，網購之中，之如“車是日本車，心是中國心”、“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世界的”之類的車貼迅速走俏，一些販制不合格國旗的小商小販也大發“愛國之財”。這些顯然都有些不合理的。

　　愛國是一種美德。但同時，也要明確，愛國還有可能是一種邪惡的美德。愛國不能佔據我們的生活，也不能影響他人的生活；愛國不能讓我們無限制地去崇拜暴力，理性文明法治仍然需要恪守——這是一個底線。無論是道德論者，還是暴力論者，都可能會成為愛國者，但對於一個健康、文明、規範的現代社會而言，愛國應該有這樣一個明確的邊界。邊界之內，是理性愛國；邊界之外，是暴力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繼續擁有愛國的基本權利。

　　近日。青島有20多位神秘人士在膠南市積米崖碼頭放生了大約一萬條美國紅魚，引來數百名市民爭相垂釣。據當地漁民介紹，這20多人自稱來自吉林。膠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稱，這些美國紅魚很快就會分流，因此對生態方面的影響不大。

　　放生者，像菩薩；殺生者，像惡魔。在這樣的思維定式下，放生一萬條美國紅魚的這20多位神秘 人士，很容易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慈善的化身。而那上百位醉心於垂釣的當地人，也很容易成為邪惡的代名詞。而道理似乎也很容易講清，人家花了50萬元放了生， 市民卻在這釣魚，這是明顯的佔小便宜心理，並且人家的放生之舉也遭到了破壞。

　　表面上合情合理的說法，往往可能並不符合實際。在筆者看來，放生未必就一定高尚，而殺生就未 必就一定需要批評。尤其是對劣跡斑斑的“中國式放生”而言，垂釣未必就一定就是犯罪。具體說來，放生並非是一件有錢就可以做、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事兒，相 反，放生的問題非常嚴肅，既需要弄清楚這些動物的生活習氣，也需要考慮到放生對當地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這兩個問題，來不得半點馬虎。

　　如其不然，放生就會變成“殺生”，或是“放死”。而這樣的例子半不少見。前些天，北京客在河 北興隆縣苗耳村放生千條蛇之舉，就曾引起當地居民的恐慌。而在幾年前發生的將一隻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陸龜放生大海、將正在冬眠的黃鱔放生海水的可笑橋 段，也時常重演。類似於這樣的放生，應該被叫停了。

　　真正善意的放生，還有嚴格的放生程式。《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第23條明確規定，“放 生單位應當向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指定的科研機構進行科學論證後，報國務院林業 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權的單位批准。”政府作這樣的限制，並非是限制公眾放生的自由，而是確實有著全面的考量。只有科學的放生，才能成為放生。

　　具體到本次放生萬條美國紅魚事件而言，就既不符合以上程式，又不符合保護當地生態的原則。膠 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介紹，美國紅魚原本分佈在美國大西洋一帶，以小魚蝦或貝類為食，在當地海域雖有人養殖，但沒有野生的，因此不屬於當地的野生魚 種。大量放生這種美國紅魚，短時會對當地海域的小魚蝦造成一定威脅。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放生並非慈善，還可能是一種對生態的破壞。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談 市民的釣魚之舉，也就無所謂是無所謂非了。

　　放生不能成為個人善心的作秀。不是放生越多，功德就越高。甚至可以說，將落腳點歸到“積攢功 德”和“希望轉運”的“中國式放生”，只不過是化了妝的慈善，卸了妝，不過是赤祼祼的錢心交易。罔顧當地生態環境、罔顧動物生活習氣甚至是不顧動物死活、 不惜重資買來動物放生，這樣的放生，只能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