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進：誰在消費黃金月餅？

　　黃金月餅

　　中秋前夕，北京某文化公司推出了多款用真金白銀製造的月餅。如兩枚10克的黃金月餅，一套9520元；6枚10克的黃金月餅，一套25740元等，且都非常好賣。尤以售價為47620元/套的“國寶中秋”最走俏，“北京限量2000套，現在只剩一套了”。據悉，這些金銀月餅多為政府機關送禮用。

　　所謂黃金月餅事實上就是權錢交易的道具和載體，而且還暗示了收受的物件，所以說，賣出去的1999套“國寶中秋”就是1999封反腐舉報信，就看紀委監察願不願意當真去查。

　　黃金月餅暢銷並不僅僅說明節日腐敗的存在，而且還表明此種腐敗現象日趨嚴重和公開。早在04年時，北京市場就出現過一款售價9999.99元的“黃金大月餅”，引來輿論一片驚呼；如今則攀升到了47620元/套的高位，明年不知還會攀升到多少，反正“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到時隨著“珠寶月餅”“鑽石月餅”的問世，中秋腐敗現象必定會越演越烈。

　　近年來，有關節日腐敗的報道和評論並不鮮見，但上述新聞之所以引人關注，大概是因為某銀行網點貴金屬服務區的一位理財經理不經意間透露了一個秘密：“我們周圍全是政府機關，各地過節來送禮的買得多，我們就在附近幾個停車場發點宣傳資料，電話馬上就打進來了，一般都是作為禮品買了送人。”而且為了送禮者報銷方便，還“可以提供這家禮品公司的發票，開禮品、宣傳品、菸酒、辦公用品都可以，單價可以開小點。4萬塊錢的，發票上可以給你開100件，平均一件就400塊錢，回去也好處理。”想得夠周到吧。

　　這等於明白告訴人們，政府機關恰恰就是節日腐敗的始作俑者。必須說明一點，47620元/套的“國寶中秋”不是送給單位的，一定是送給官員本人的。那麼，買者為何要送如此貴重的禮品給官員呢？答案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從中反映一點，即官員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特別巨大，他們不但掌握著資源分配權，人事安排權，還掌握著諸多行政審批權，有求於他們的個人和企業、單位，如不在節日裡趁機打點他們，以後想求他們辦事門也沒有。

　　而且授受雙方都明白一個道理，中秋送禮安全，不會貽人口實。拜東方文化之賜，自唐代確立了中秋節後，就形成了親友間送禮的傳統，月餅的功能隨之也發生了畸變，它不再單純是為了吃，而是成為了人際交往、維繫感情紐帶的媒介。及至演變到今天，更成了巴結權勢者的行賄道具。要是在平時，你給當官的送黃金白銀，尚有行賄受賄之嫌，此刻，你是藉著中秋送禮的名義，送出的是黃金白銀，收到的是文化，彼此都沒精神負擔，即使被紀委查到，也能假借文化之名擋回去。

　　正因如此，迄今為止，尚未見官方對黃金月餅亮劍。05年，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釋出了《月餅強制性國家標準》，除了對包裝做出限制性規定，還就產品分類、技術要求、試驗方法、檢驗規則、標籤標誌、運輸和貯存等方面內容做出了規定，就是沒對真假月餅做出規定，遂導致黃金月餅大行其道，助長了節日腐敗。

　　有鑑於此，兩部委應該會同中紀委重新修訂《月餅強制性國家標準》，以反腐敗的名義，增加鑑別月餅身份的規定，禁止生產銷售已成為腐敗道具的黃金月餅。當然，這只是治標手段，關鍵還得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入手，推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行行政放權，削弱官員手中的權力，從制度上去制約規範官員的行政權力；同時，還須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實行陽光執政。此乃治本之道，與其遲做不如早做。只有標本兼治，才能根除節日腐敗。

　　近日，一位來自湖北利川的務工男子，帶著6歲兒子來到溫州平陽蕭江岱口大橋，用跳江自殺的方式教育孩子“釣魚島是中國的”，以此來培養兒子的愛國情懷。

　　我本來是將此訊息當做無厘頭鬧劇看待的，看過也就算了，誰知，瀏覽各大網站，此訊息竟然成了大熱點，網友跟帖也極其踴躍。從跟帖中得知，除了有部分網友斥為神經病外，很多網友竟然為這樣的愛國行為大聲喝彩。

　　在跳江自殺與宣示“釣魚島是中國的”兩者間根本不存在因果關係，做父親的完全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告訴孩子這一道理。他之所以這麼做，其實還有更深一層含義，即教育孩子要不惜犧牲生命保衛自己的國家，就像屈原那樣，以跳江自沉來表達忠君愛國之志。

　　二千多年來，屈原自沉汨羅江，以死明志的愛國壯舉，向來為國人所推崇。雖然，該男子並沒明說，他是從屈原的愛國之舉中得到了啟發，但其跳江以示愛國的行動本身則表明了這點：他要以屈原為榜樣，以跳江自沉的壯舉教育孩子怎樣愛國。

　　所幸，該男子懂水性，從50米高的橋上跳下，居然沒死成，最終游回了岸上，但其以如此決絕的姿態教育孩子的行為，想必給孩子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待孩子長大後，他極有可能成為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做一個像屈原那樣以身殉國的愛國志士；然後，孩子又用同樣的方法教育孫子要怎麼愛國，由此形成代際傳遞，世代相傳。這正是事情的可憂之處。

　　筆者做學生那會兒，當學到《離騷》時，老師會按照教材要求，教育學生要做一個像屈原那樣的愛國主義者；當教師那會兒，教到《離騷》時，則同樣會教育學生向屈原學習，做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從未分辨過愛國與忠君之間的關係，也從沒人對屈原的奴才人格和臣民意識提出過批評。現在想來，筆者感到特別後悔。

　　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屈原的愛國行為，其實大有問題。這點魯迅先生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屈原的愛國其實就是忠君，其表白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耿耿忠心，指向的並非楚國，而是楚懷王。楚懷王又是個什麼樣的君王呢？昏君。這樣的昏君值得死忠嗎？但屈原要忠的恰恰是昏君楚懷王，這樣的忠叫愚忠，不值得稱道；為這樣的君王自沉汨羅江，不值得。為此，著名學者傅國湧提出，要在人格上告別屈原，誠哉斯言。

　　作為中學課本的經典課文，《離騷》仍然被老師當做愛國主義的教材在教，屈原仍然被當做愛國主義的榜樣為學生效法，也就是說，教師們仍然沿襲陳舊的愛國觀念在教屈原和《離騷》，並沒認識到教材中蘊含的糟粕，不能理性地去評價屈原人格，盲目地號召學生向屈原學習，結果是不但不能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愛國觀，反而會誤導他們做出名為愛國實為害國的過激行為，如此前發生在抗日大遊行隊伍中的打砸搶行為。

　　上述貌似行為藝術的跳江以示愛國的舉動，則從另一個側面警示我們，如要避免愛國行動中的不理智行為，首先得糾正學校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偏差，以及存在的種種問題，用現代的公民理念去重新審視屈原之後的愛國傳統，告別屈原人格，幫助學生樹立符合普世價值的全新的愛國觀。

　　因為孝道課感到的痛哭流涕的學生

　　11月5日，重慶雲陽縣普安鄉小學開出了一堂別開生面的“孝德”課，當主講老師唐川講到“感恩父母”這節時，全場哭成一片。情到深處，一位扎著馬尾辮的吳姓小女生走上講臺，撲通一聲跪在父親跟前，痛哭流淚地說：“爸爸，我錯了，請你原諒我！”跪求父親原諒。

　　小女生做錯什麼了？原來是4日中午，她放學在家，只顧看電視忘了父母的囑託，去菜地採摘白菜 回來做麵條，父親數落她，她頂撞了幾句。父親一怒之下，給了她一巴掌。為這事，父女倆一直賭氣不說話。這哪裡是女兒的錯，分明是父親的錯嘛！小孩貪玩，忘 了父母囑託，那是常有的事。就算錯也是小錯，做父親的幹嘛扇她的耳光，而且事後還與孩子發生冷戰，按理說，應該做父親的向女孩道歉，他不該對女兒實施家 暴。

　　但事情的性質在唐川老師的煽情演講下發生了變化，錯的變成了對的，原本應該做爹的向女兒道 歉，反而變成了女兒跪求父親原諒。這一方面體現了唐川老師的講座極為成功，——作為職業演講師，其調動現場氣氛和造勢煽情的功夫已到化境，另一方面則暴露 了此種旨在激發孩子感恩之心的孝德課的一大弊病，即混淆了是非，誤導了孩子。

　　教育孩子孝敬父母，懂得感恩，無可非議。問題是，你不能把孝德課上成愚孝課。可事實恰恰就是 這樣。一些學校不是透過平時的課堂教育點點滴滴向學生傳授孝德，而是藉助現代化的廣場鼓動演講方式實施孝德教育。校方將全校師生包括家長集中到操場，聽某 位感恩教育專家演講。演講老師藉助高音喇叭和抒情的音樂，用極其煽情的語言調動觀眾的情緒，指揮幾千人做整齊劃一的鞠躬動作，喊聲嘶力竭的“我愛老師”、 “我愛父母”的口號，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全場觀眾淚雨紛飛，一些學生情不能已抱住父母大哭，甚至跪在父母跟前，請求父母原諒。

　　此情此景，像極了一場“真人秀”或者說是行為藝術。舞臺是大操場，導演是主講教師，演員是學 生、老師和家長，道具是高音喇叭和音響裝置，所有這一切都得服從導演的排程，何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何時插播音樂，何時集體鞠躬，何時呼喊口號，何時上 演互動節目，統統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等戲演完了，孩子們的眼淚也就收住了，家長滿意了，學校則宣稱，孝德課取得了良好效果，主講教師則躲在幕後數他的講課 費，再就是簽名售書和向家長、學生賣光碟。

　　只可憐那些入世未深的學生，經過主講老師的洗腦後，明白了一個道理：父母生養了你，所以父母 永遠是對的，永遠值得子女感恩，永遠要聽父母的話，做一位好孩子，即便做父母的沒盡到養育責任，經常對孩子實行家暴，甚而耽於賭博，好吃懶做，都得無條件 服從父母的旨意。殊不知，無論是父母，還是子女，彼此都是獨立的人，有著各自的個性、德行和追求，有著不同的人生道路，嚴格說，父母生了孩子，並不表明孩 子就是父母的私產，一切都由父母包辦。其實，自孩子誕生的那刻起，他們就成了社會人，就得自覺承擔起一份社會責任和義務，也即是說，他們不能只作為父母的 附庸而活著。

　　明乎此，我們就能看穿此類名為感恩教育的廣場演講所要達到的目的——教會學生無條件順從父母的意願，也即是被五四先賢批判過的愚孝。這樣的孝德課不開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