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進：一次關於房價的賭局

　　3月30日，曾與任志強打賭，預計房價在3月迎來下跌拐點的深圳英聯不動產董事長郭建波“提前認輸”，並在微博上向“@平安北京”申請“裸奔”。

　　當大多數人堅信房價下跌要比上帝死亡還要困難時，他卻看到了這幾點：一是人們開始發現地產和政治有密切關係。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地產牽涉到百姓的生活，社會的穩定，中央政府不希望高房價導致社會失衡；二是全球性資產價格上漲的週期已經結束；三是中國政府正在迅速改變過去的住房政策和土地出讓政策，這些政策將會把中國的住房問題首先歸位為社會保障問題，而新的土地出讓制度也會使地產市場變得更加透明；四是地產市場的預期正在快速改變，市場拐點已經出現；五是隨著上海、北京、廣東等地的地產腐敗案慢慢浮出水面，以及房地產市場成本公開的呼聲波及全國，地產市場新的陣痛期即將來臨。

　　基於上述理性分析，郭總信心滿滿地表示，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中國樓市遊戲很快就要在2012年前後謝幕了，房地產業現時已經到了秋後算帳的時候。

　　如果地產業的走勢果真如郭建波預測的那樣，那可是全民之福。當他設下這盤賭局時，贏得了眾人的好感，大家都指望他能獲勝。只可惜最美好的願望也經不起殘酷現實的回擊。

　　郭建波輸在哪裡？不妨從他的一個著名比喻說起。他說地產市場好似一個大妓院，地產商好似當紅的妓女，炒房團、洗錢的、挖煤的等好像嫖客。還說在這個大妓女院裡，發展商、銀行、中介諮詢和媒體相互合作，共同經營，各自分一杯羹。那麼，最大的雞頭是誰呢？就是搞媒體和搞展會的。這個比喻挺有意思。但任何比喻都有缺陷。在其所列的種種本體中，獨少了一個關鍵者即地方政府。

　　沒看到這點，正是他賭輸的原因。中央政府的房價調控令為何一再失效？原因在於，所有房地產調控措施都需要地方政府來執行，而哪個地方政府願意房價下跌呢？房價下跌，意味著賣不出好地價，土地財政就難以為繼，地方政府就沒錢來推行城市化改造，來提升政績工程。為此，地方政府只能對中央的調控政策陽奉陰違，做表面文章。其實，地方政府也有苦衷。道理很簡單，分稅制改革後，地方財權大幅削弱而事權大致不變，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並未改變，財政缺口越來越大，當沒有另一個支柱產業可以代替房地產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惟有依賴地產業才能維持生存和發展。再說即便地方政府不執行調控政策，也不會受到處罰。也即是說，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方面犯下的錯誤一般是被原諒的。

　　以“國五條”來說。據《錢江晚報》報道，杭州、寧波4月1日出臺了“國五條”細則，對於“國五條”中的關鍵一條，即二手房個稅“嚴格按轉讓所得的20%計徵”的規定，兩地細則均未明確涉及。截至目前，在全國30多個目標城市中，只有北京、上海、重慶、天津、深圳、廣州、青島7個城市的細則明確涉及20%個稅。可見，地方政府下定了狙擊房價下跌的決心，“國五條”的遭遇很可能也難逃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結局。

　　說千道萬，如不能糾正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弊病，分流中央財權，壯大地方財權，解決土地財政問題，不僅郭建波篤定要輸，就是中央政府在與地方政府圍繞房地產調控這場博弈中也難有勝算。

　　清明節這天，一群日本老兵照例千里迢迢趕往濟南琵琶山下的“萬人坑”祭拜長眠地下的遇害者，但這一次，他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解的變化——— “萬人坑”的石碑不見了。據悉，此地已賣給開發商，不久就要建高檔樓盤，這意味著他們再也沒有祭拜“萬人坑”的機會了。

　　我無言，我慚愧，我悲憤。這樣一座見證了侵華日軍罪惡歷史的“萬人坑”居然就要從中國大地上抹去了。讓人汗顏的是，從看門人老杜的敘說中得知，除了每年清明贖罪人來祭掃，這處“萬人坑”一向少人問津。也即是說，自己的同胞根本不把“萬人坑”當回事，早就忘記得差不多了。雖然“萬人坑”早已被濟南市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但因為缺少具體的保護措施，如今已找不到任何與教育有關的線索。如果不是刻意的尋找，連“萬人坑”的跡象都找不到。

　　琵琶山萬人坑的遭遇實乃眾多抗戰遺址被拆被毀的寫照。典型的有，因為要建高爾夫球場，“吉林抗日第一人”馮佔海的墓碑被吉林瀚星集團僱來施工的工人推倒了。（2010年10月8日《新文化報》）“九一八”事變時炮彈落地的“第一坑”如今已成一處垃圾場。（2011年9月16日東北新聞網）。瀋陽審判日本戰犯舊址因缺錢修復破敗不堪已經淪為歌廳。（2011年9月16日《北京晨報》）重慶近半抗戰遺址因建設用地需要而消失。（2011年9月18日《京華時報》）此外，媒體曝光的蔣介石重慶行營被毀、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門前成屎尿坑等訊息，無不表明抗戰遺址得不到有效保護的現狀。

　　與此現成鮮明對比的是，各地革命烈士的紀念碑及與解放戰爭有關的英雄遺址大多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每年清明節，各地政府都會組織民眾去祭奠，學校更是把祭掃革命烈士墓作為一次愛國主義教育來從事。清明前幾天，筆者編輯的雜誌收到了大量此類來稿，但沒有一件反映學校組織學生去祭奠抗戰烈士墓，原因不僅此類烈士墓難找，即使有，也因為埋葬的多是國民黨士兵，學校一般不會組織學生去祭奠。

　　此種情形與琵琶山萬人坑的遭遇互為印證，清楚地表明，在有關二戰問題上，因為涉及國共兩黨關係，還有許多禁區和盲區。我們常指責日本教科書如何篡改歷史，但不能忘記我們的教科書也存在太多的偽飾、隱瞞和假造，尤其是在有關抗戰問題上，教科書選擇性地將重點放在敵後戰場的介紹評述上，對國民黨主導的正面戰場則很少涉及，即使涉及，也旨在向學生灌輸國民黨如何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抗戰勝利後，又如何從峨眉山上跑下來摘桃子吃，這就是我們常見的抗日教育，也即是愛國主義教育。

　　此種一邊倒的抗日教育，造成了兩種後果：一是歪曲記憶，讓國民以為打小日本很好玩，一封雞毛信，幾顆手榴彈，外加當今正在熱播的抗戰神劇顯示的鷹爪功、鐵布衫、弓箭等中國功夫，就輕鬆地擊敗了小日本；二是集體失憶，這點尤其令人痛心。去年筆者參加紅網組織的在衡陽舉行的時評研討會，在與諸多時評家聊起衡陽保衛戰和方先覺時，他們竟然一無所知。時評家尚且不知，遑論普通民眾了。

　　在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大會上，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指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並高度評價了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一批國民黨將領為抗戰做出的貢獻和犧牲。這被視為中央高層已經統一了對抗戰歷史的認識，客觀，公正，權威，各級政府應該與中央的認識保持一致，實事求是對待8年抗戰史，珍視每一處抗戰遺址。

　　希望濟南政府趁萬人坑尚未徹底毀滅之際，趕緊出臺保護措施，將此地真正建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近日，一位來自湖北利川的務工男子，帶著6歲兒子來到溫州平陽蕭江岱口大橋，用跳江自殺的方式教育孩子“釣魚島是中國的”，以此來培養兒子的愛國情懷。

　　我本來是將此訊息當做無厘頭鬧劇看待的，看過也就算了，誰知，瀏覽各大網站，此訊息竟然成了大熱點，網友跟帖也極其踴躍。從跟帖中得知，除了有部分網友斥為神經病外，很多網友竟然為這樣的愛國行為大聲喝彩。

　　在跳江自殺與宣示“釣魚島是中國的”兩者間根本不存在因果關係，做父親的完全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告訴孩子這一道理。他之所以這麼做，其實還有更深一層含義，即教育孩子要不惜犧牲生命保衛自己的國家，就像屈原那樣，以跳江自沉來表達忠君愛國之志。

　　二千多年來，屈原自沉汨羅江，以死明志的愛國壯舉，向來為國人所推崇。雖然，該男子並沒明說，他是從屈原的愛國之舉中得到了啟發，但其跳江以示愛國的行動本身則表明了這點：他要以屈原為榜樣，以跳江自沉的壯舉教育孩子怎樣愛國。

　　所幸，該男子懂水性，從50米高的橋上跳下，居然沒死成，最終游回了岸上，但其以如此決絕的姿態教育孩子的行為，想必給孩子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待孩子長大後，他極有可能成為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做一個像屈原那樣以身殉國的愛國志士；然後，孩子又用同樣的方法教育孫子要怎麼愛國，由此形成代際傳遞，世代相傳。這正是事情的可憂之處。

　　筆者做學生那會兒，當學到《離騷》時，老師會按照教材要求，教育學生要做一個像屈原那樣的愛國主義者；當教師那會兒，教到《離騷》時，則同樣會教育學生向屈原學習，做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從未分辨過愛國與忠君之間的關係，也從沒人對屈原的奴才人格和臣民意識提出過批評。現在想來，筆者感到特別後悔。

　　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屈原的愛國行為，其實大有問題。這點魯迅先生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屈原的愛國其實就是忠君，其表白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耿耿忠心，指向的並非楚國，而是楚懷王。楚懷王又是個什麼樣的君王呢？昏君。這樣的昏君值得死忠嗎？但屈原要忠的恰恰是昏君楚懷王，這樣的忠叫愚忠，不值得稱道；為這樣的君王自沉汨羅江，不值得。為此，著名學者傅國湧提出，要在人格上告別屈原，誠哉斯言。

　　作為中學課本的經典課文，《離騷》仍然被老師當做愛國主義的教材在教，屈原仍然被當做愛國主義的榜樣為學生效法，也就是說，教師們仍然沿襲陳舊的愛國觀念在教屈原和《離騷》，並沒認識到教材中蘊含的糟粕，不能理性地去評價屈原人格，盲目地號召學生向屈原學習，結果是不但不能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愛國觀，反而會誤導他們做出名為愛國實為害國的過激行為，如此前發生在抗日大遊行隊伍中的打砸搶行為。

　　上述貌似行為藝術的跳江以示愛國的舉動，則從另一個側面警示我們，如要避免愛國行動中的不理智行為，首先得糾正學校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偏差，以及存在的種種問題，用現代的公民理念去重新審視屈原之後的愛國傳統，告別屈原人格，幫助學生樹立符合普世價值的全新的愛國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