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狗舔標準”是表面功夫

　　狗舔標準

　　近日，在武漢各區洗路大排名中，江岸城管因將城市道路清洗得最為乾淨，不僅在8月份的城管排名中得到加分，還獲獎一臺價值幾十萬元的沖洗車。江岸區城管局環衛科負責人稱，“沖洗完的道路，用手摸上去只允許有水，不準帶泥。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洗出‘狗舔的標準’來。”最新訊息是武漢市城管局的回應：“這只是一句玩笑話”

　　其實，“狗舔的標準”，是一種詼諧的表達，直白而活潑。即便說了也沒什麼，因為相關負責人不會真牽狗過來舔一舔。而且要求路洗得像狗舔過一樣，也有其背景——由於周邊工地密集，江岸區的相關道路被市民嘲諷為武漢市的“光灰大道”。從光灰大道到狗舔式大道，這是一種看得見的進步，既能看出相關部門尊重民意的努力，也能看出其知恥而後勇的決心。

　　沒有誰願意在揚塵的道路上行走，道路固然應該潔淨，但是需要追問的是，有沒有必要要求道路必須像狗舔過一樣乾淨？為了實現狗舔式道路，要求工人“從晚上10點到次日凌晨7點，沖洗時，每一條道路，他們都要衝洗至少5遍。為了保證沖洗質量，每臺沖洗車只能保持在時速10公里的速度，在道路上緩慢行進。”並且為了督促落實，還“安排專門的質監人員進行檢查”。這要付出多大的人力成本和財力成本？城管局主動選擇高標準、嚴要求，看起來是好事，但豈不聞過猶不及？豈不聞“臺上一個屁、臺下一場戲”？這將給環衛工人造成多大的心理壓力、犧牲多少不必要的精力？一遍能衝乾淨，非要衝5遍，難道不是浪費水資源？

　　最關鍵之處在於，道路的潔淨是一個綜合配套的工程，一方面固然需要工人打掃、清洗，另一方面更需要從源頭減少汙染源——既然周邊工地密集，是不是先拿這些工地開刀？此外，不文明市民亂扔雜物、隨地吐痰也容易破壞道路潔淨，是不是也應該倡導廣大市民遵守公共道德？如果責任心更強的話，不妨把治理道路乾淨的決心均勻一些用來治理城市下水道。據報道，每逢暴雨，武漢的一些地方便成了澤國，內澇頻現，人們揶揄為“東方威尼斯”。道路要乾淨，道路下面的下水道需要通暢，在關注看得見的工程之餘，更應該關注看不見的下水道。

　　應該承認，城管環衛官員能夠傾力治理道路乾淨，難能可貴，但應該祛除形象工程的魅影。曾因曝光城管打人秘笈而為人熟知的南京城管隊員趙陽在微博上這樣評價“狗舔的標準”：除了證明該城管官員的粗俗和沒文化，也反映出城市管理的“潔癖”傾向。國內城市為應對各類建立，對城市管理普遍採取按區考核排名、按名次進行獎懲的辦法。基層為不排末位出政績，就只能脫離實際追求更高標準了。

　　媒體報道說，調查報告顯示，65%大學生的第一份工作，持續時間不到一年。其中，不到半年就走的，佔37.98%；25.58%的只幹了一兩年，僅9.3%的大學生能幹兩年以上。業內人士表示，90後員工常玩“閃辭”，第一次工作持續時間短、頻繁跳槽的現象屢見不鮮。衝動閃辭的原因，分別為缺乏發展空間、工作內容單調乏味和工資待遇不理想。

　　就業，說到底是一種自由選擇，甚至比自由戀愛還要自由，幹得爽就繼續，幹得不爽就閃人，這符合人性特點。如果非要畢業生任勞任怨，有了委屈不能喊，遭受不平也要忍，一旦找到了工作就得踏實幹一輩子，絲毫不能見異思遷，轉換門庭，這不僅蔑視公民的自由選擇，還背離了勞動法規。人這一輩子，有多少人不換幾次工作？換工作不等於就是貪圖安逸，就是懼累怕髒，即便是貪圖安逸，也是人的本性流露，如非患上了自虐症，恐怕沒有多少人在累、髒的工作中還能甘之如飴吧？這一批大學畢業生不是90後就是80後，他們獨立意識更強，也更有個性，甚至有點桀驁不馴，面對單調乏味的工作選擇閃辭似乎是一種必然。再說，他們剛踏上社會，還沒品嚐出生活的不易，率性而為，由著性子來，也是在所難免。

　　如果把找工作當作結婚，白頭偕老固然可敬，中途離婚也無可厚非。試問，就像談戀愛一樣，如果不多找幾次，又哪能一下子找到合適物件，長相廝守？同理，在初期磨合中，經過幾次閃辭，也許就能找到理想的單位然後安心工作。在初期磨合中，經過幾次閃辭，也許就能找到理想的單位然後安心工作。不是有調查說，人這一生，通常要換七八次工作嗎？換七八次也許有點多，但因人而異。

　　“葉子的離開，是因為風的追求，還是樹的不挽留？”其實，所謂“閃辭”的“辭”應該分為兩種含義，一種是辭職，另一種是辭退。大家往往關注畢業生閃電般的辭職，而忽略了用人單位的閃電般辭退。就業是一種雙向選擇，畢業生有挑選單位的權利，單位也有挑選畢業生的權利，在使用過程中有的單位對所招聘的人不滿，閃電辭退也很正常（只要不違法）。在林林總總的閃辭族中，大概也有不少畢業生閃電辭職是一種無奈，面對冷臉甚至傾軋，選擇閃辭也是一種有尊嚴的方式。

　　如今，個人與單位的依附關係越來越小，只要你找到適合崗位，今天你在農村修理地球，明天就可以到首都揮斥方遒，今天你覺得所在單位缺乏人文

　　 近日，國家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徵收補償制度作了修改。雖然目前具體修改條款還未可知，但有業內專家推測，此次修改，主要內容是提高徵地補償數額，提高額度可能至少為現行標準的10倍。有專家表示，修正案草案獲得透過，也為《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條例》的儘快出臺鋪平了道路。

　　十八大報告專門提到了改革徵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這是徵地制度改革內容首次寫進黨代會報告，被輿論稱為“國家已經將徵地制度改革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如今我們已經看到徵地補償標準將要提高的訊息。可見，提高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標準，乃水到渠成、眾望所歸之舉。

　　有網友把一些地方的徵地補償比喻為，“徵你一頭牛，補你一頭豬；徵你一隻羊，補你一隻雞；甚至徵你一頭牛，補你一隻雞。”此言非虛！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就說過，一畝地補償農民15萬元，但政府轉手出讓可以獲得150萬元的土地收益，這種徵地其實是對農民的傷害。北大教授姜明安的舉例更讓人觸目驚心，“政府以一畝地6萬元的價格徵收後，轉手就可以透過招拍掛賣給開發商，價值600萬元，巨大的價差導致了矛盾頻發。”徵牛補雞，自然讓農民不滿。調查顯示，過低的補償已經成為矛盾發生的誘因。結束“徵牛補雞”的失衡格局，提高徵地補償標準，才能更好地維護農民權利。

　　提高徵地補償的標準究竟有多高，也許只有《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條例》出臺後才有準確的答案。不過，目前專家提供的一種說法是，“提高額度可能至少為現行標準的10倍”。為何是10倍？有沒有可能更高，或者說會不會設定統一的標準，尚不可知。其實，提高徵地補償標準，何必拘泥於具體的倍數？

　　要更好地保證被徵地農民的權利，應該從三方面著手。其一，尊重農民的話語權、議價權。徵地時不能霸王硬上弓，哪怕是為了公共利益，也應該充分徵求農民的意見，對徵地補償金的接受度。其二，應該參照或根據市場定價的原則補償農民。如果一畝地在市場上可賣1000萬元，原來的補償標準是每畝8萬元，即便提高10倍，對農民來說仍然吃虧。其三，還應該制度兜底，使農民免於“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地沒了，補償金又少，且農民工無一技之長，他們何以安放自己的人生？在就業、保障上發力，是政府的職責所在。

　　還應該看到，尊重農民的話語權和按市場標準補充被徵地農民，並不意味著這塊地值多少錢，就給農民多少錢。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被徵土地屬於農村集體所有土地，並非農民的私產。因此，如何平衡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就需要一個制度化的安排。姜明安認為，可以以以交易稅調節農民賣地收入，“如果所有賣地的錢都給農民，政府就沒有資金改善醫療、民生建設等方面，所以600萬的賣地錢，徵收土地交易稅300萬元，農民還是樂意接受的。這樣的做法，減少矛盾，政府也有獲利。”這種思路是否可行，尚待熱議，但釋放的資訊，不能不關注。

　　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交易，農民可以流轉自己的部分或全部集體土地，如果農民有了最充分的話語權和決定權，勢必更有利於維護自身權益，但這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深入改革。不管怎麼說，提高土地補償標準，都是大好事，能夠推動農民的權利更好地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