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即人本思想，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揚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主體獨立自覺的價值，它突出人的主體性，主張把人當人看待，提倡重視民意，與民同樂。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立足在血緣關係基礎上，以人倫世界、人倫社會為人的生存發展的根本依託，強調人對宗教和國家的義務，強調人對國君的效忠，強調人的社會價值較之於人的個體價值更重要。
侷限性：
民本是與君主制相聯絡，雖有重民、貴民內涵，甚至還有民本思想推匯出反對君主專制的大膽結論，但是始終沒有“公民和政治權利”，即賦予人民發表意見的自由、生命安全和財產的權利等，因而沒有也不可能發展為民主思想，這是因為民本思想往往成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工具。民本思想根本上是作為統治階級的統治經驗提出來的。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國家形成的時期，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提出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民本”思想，而且它的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並有所衍變。先秦民本思想是伴隨著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一種古老的政治理念。它濫觴於殷周，發展於春秋，成熟於戰國，歷時千餘年，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座特殊的政治思想寶庫，孕育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在中華民族近二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首先，殷周時期是民本思想的萌發階段。古代文獻記載“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今不承古，罔知天之斷命”（《盤庚上》)，在當時的時代，統治階級總是利用人們對神崇拜心理為自己的統治編織合理依據，甚至提出“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隨著社會程序的發展，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逐漸顯現，民本思想開始萌發。作為政論文集的《尚書》，其中關於民本思想的論述到處可見:“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我民明威”（《皋陶謨》），“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中》），“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酒誥》）、“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無逸》）、“唯王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現為“敬德保民”思想。縱觀《尚書·周書》，民本思想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第一，要體察民情，上不濫費，下無過取。提出統治者要知道“稼穡之艱難”，才能“保惠於庶民”（《無逸》。第二，要正確對待民眾的過失，重在教育。《康誥》指出，民眾犯了錯誤，不能動輒就濫施刑罰，而要“裕民”，即要引導和教育。第三，要關注和救濟弱者。要求統治者“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梓材》）這是說，當政者不能殘害人民，虐待人民，對於鰥寡孤獨之人和賤妾，要能夠包容，並在《康誥》和《無逸》等篇目中強調其重要性。第四，要法先王且慎用刑罰，認為“乃惟成湯……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多方要求統治者在執法過程中，做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均”（《呂刑》），加強對執法者的行為約束，防止徇情枉法、濫用刑罰，殃及無辜。《周書》為何如此強調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呢？究其原因，是因周初的統治者在殷、周王朝的更迭過程中，親眼目睹了這一政權變更的全部過程，尤其是“牧野之戰”，商紂軍隊陣前倒戈，成為商紂滅亡的直接原因。歷史和現實促使當政者對民眾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時代特徵來看，當時的“民本”思想也只侷限於少數開明的統治者階層對於民心向背在政權更替中作用的認識，它沒有、也不可能成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潮。其次，春秋時期是民本思想的發展時期。春秋時期逐漸進入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變革時期，整個社會進入動盪的轉軌時期，各種矛盾日漸激化，呈現出一種侵伐、篡弒、新勢力向舊勢力展開奪權的複雜局面，民眾作為一種集體的力量得到空前彰顯。民本思想在《尚書》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集中體現在《左傳》對民本思想的各種具體描述：首先，它注意到了利民、恤民的重要性，強調“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其次，強調民本與禮義的有機融合。如齊景公在與晏子的一次對話中，領悟出尊重民眾是“禮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這裡呈現出為了將民本思想現實化，求助於制度建構的理性化傾向。第三，在民與神的關係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倡導民本位的思想，認為“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公六年》），“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莊公三十二年》）。這些開明思想是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反映，關聯著“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歷史事實，凝結著大量施政教訓，飽含著哲人的深刻沉思。
王充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戰鬥的無神論者，但是由於時代的侷限，王充的哲學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侷限性。
王充雖然反對神學目的論，但他不瞭解造成吉凶禍福和貧富貴賤的社會原因，因而主張命定論，強調“命”的絕對權威，認為“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而決定生死夭壽和貧富貴賤的命運，是由天和各種星象施氣造成的，“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甚至造成社會治亂的原因也取決於“時數”，而否認人的作用，“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只有聽憑命運的擺佈。在這裡，王充不僅遠遠落後於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王充雖然反對“天人感應”，卻又宣揚“瑞應”。他說：“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例如，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等“仁君”出世，就有鳳凰、麒麟、芝草、甘露等吉祥之物出現。王充也主張妖祥說，他認為儘管人死不為鬼，但鬼仍然存在。妖是一種氣化現象，“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妖祥同瑞應一樣，是一種自然現象，也是社會興衰的徵兆，“天地之道，人將亡，兇亦出；國將亡，妖亦見”。儘管王充是用天道自然無為和“氣”的理論解釋“命”、瑞應和妖祥，似乎堅持了唯物論，但由於他的唯物論是樸素的，他的認識論是經驗主義的，因而在解釋社會現象時，陷入了唯心論。雖然王充的思想中存在著諸多的侷限性，但仍然達到了他的時代的最高水平，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於後來的許多儒生對王充心有餘悸。宋代黃震說王充“謂天地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蟣蝨，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清朝趙坦也說：“自古聖賢莫不畏天”，“使充之說行，則生人之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