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為何東富西貴？

　　概括起來，有三種說法：第一，東和西指老東城區和老西城區，因清末東城區多商家，西城區多王府。第二，西指老宣武區，東指老崇文區，因清制漢官非功不得居內城，故漢吏多住崇文，他們與商人暗中勾結，多成富人，而漢官多住宣武，清室為漢功臣賜第也多在此。第三，指前門大街，它東邊多票號、大買賣，故稱富，西邊多會館、戲園等，故稱貴。

　　那麼，究竟哪個更準確呢？

　　首先，“東富西貴”說從何而起？一說為明朝，一說為清末，但後者更有道理。因清代城市規劃鉅變，內城皆為八旗駐地，就算明代有過“東富西貴”，至清也完全被推翻。到清中期時，北京內城幾乎沒有字號，而典籍中也未見相關記載。

　　其次，既然清末才有“東富西貴”說，則不可能指前門大街，前門大街明時商業已很發達，當時它東邊多是糧店，也談不上“貴”。前門大街原本寬闊，但遊商佔路交易，後期甚至修建房屋，使前門大街窄了一半左右，如果是“貴”，豈敢如此操作？此外，東邊的大柵欄一帶也很富。

　　第三，老崇文區商貿發達，這是事實，但老北京好幾個城門附近都有商業區，清末老地安門一帶之繁榮並不亞於前門，內務府幾個重要的採買部門都在此辦公，官商結合尤其密切，只因後來前門修了火車站，地安門才相對衰落。可見，當時崇文區和宣武區未必 “東富西貴”。

　　由上分析可知，“東富西貴”應指老東城區和老西城區，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證，最早記錄此說的是清末學者震鈞，此後崇彝在他的名著《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也有討論，他認為“西貴”說無據，並羅列了東城尚存的27所王府與官宅，多於西城的20所。他認為，因西城荒涼，與東城有差距，提西城是為了鋪陳“東富”。

　　而老崇文區和老宣武區為“東富西貴”的記載，出自民國，皆是漢人記載，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傳說，附會以當時北京城的狀況。當時崇文、宣武迅速發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傳統的東城區、西城區相形見絀，交出“東富西貴”的桂冠，也屬正常。

　　那麼，崇彝認為只有“東富”沒有“西貴”是否正確呢？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剎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屬於皇家的水源，從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選地，只是它不斷乾涸，於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許多官宅被淹沒在衚衕中，今什剎海沿岸王府仍非常多，故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印象：沿水而居，必為貴人。“西貴”說應是這種記憶的體現，並非附會。

　　東富西貴南貧北賤意思是昔日形容北京地域文化現象的一句諺語，原話是：“東富西貴南賤北貧，南城茶葉北城水”。所謂“東富西貴”，大體是北京東城西城多富貴人家之意。所謂“南賤北貧”，大體是指南城和北城的居民中貧賤之家較多。

　　“東富”有兩個理由。一是東城舊京倉場多。當年京城號稱有13倉，其中有7倉位於東城。二是東城金融業發達，金店、銀行多，外國人開設的銀行也多在東城。至於”西貴“，說的是西城的王府、官邸、富家宅邸數量多。清史研究專家馮其利著有《尋訪京城清王府》一書，提及京城王公府邸132處，其中位於西城的有70處。清代共有十三位皇帝，有118位皇子，他們的王府宅第80％以上是設在西城的。正因如此，西城文化也最能體現皇家所獨有的“貴氣”。

　　老北京喜槐，與它是移民城市有關。

　　明成祖遷都，移民于山陝，洪洞縣是大中轉站，故有“問我故鄉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樹”之說，古代農村管理鬆散，民間靠“立社”交往，即每年兩個“社日”，大家聚在一起，飲酒慶祝，“社”由年長者主持，平時有事，他們出面調解，“社”也沒有辦公場所，一般是植樹立“社”，故先民對樹充滿情感，視為生命的根脈。

　　老北京人指國槐為故鄉，故落地生根後，廣植國槐。明清兩代，北京國槐數量激增，成為城市名片。但國槐易生蟲，即俗名為“吊死鬼”的尺蠖，令人厭惡，且槐字中有“鬼”，故講究人家只在門前植槐，所謂“門前種槐，進寶招財”，院內不種槐。但這不絕對，所謂“院有古槐，必是老宅”，故宮的御花園中，就種有18棵明以前的槐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