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子韓非列傳》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這是一篇關於先秦道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申子（申不害）和韓非子四人的合傳。因限於篇幅，司馬遷無法詳細論述道家的各個流派，故而只能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莊、申、韓為其立傳。
2、司馬遷以老子“深遠”，說其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並將其與申、韓同傳，勾勒出道、法兩家嬗變傳承之關係。又附莊子，蓋看重其“沈洋自恣以適己”的修身處世之道，還特意列舉楚威王聘莊子為相的故事。代表了道家“ 刑名法術系統和養生神仙系統”這兩個系統 。司馬遷的安排選取頗有見地。司馬遷將他們合為一傳，代表了先秦漢初人們對道家與法家關係的重要看法。
1、老子：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
2、墨子：墨子的“非攻”與愛民，墨子主張“兼愛”，其實質是“愛利百姓”，以“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
3、韓非子：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佚”，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於為萌”，對於政治，韓非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對於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
韓非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韓非的歷史觀和社會觀。韓非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的，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今世四個階段。“當今之世”與過去相比，有什麼變化呢？韓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戰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民不爭”，發展到“民爭”。他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當今之世”是一個“爭”的社會、“爭於氣力”的社會。“當今之世”的爭，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要爭？韓非是用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解釋的。他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而當今則不同，“今人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末死而有二十五孫。最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講人口過剩的學者。他認為人口多，財物寡，是社會動亂的原因。他認為人的數量越來越增長，而生活資料的生產愈來愈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事力勞而供養薄”，不是說勞動強度增大了，而是人均獲取的生活物資比上古時期少了。韓非從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分析人類社會的變化，也就是從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尋找社會變化的原因，而沒有從“天”、“聖人”、道德等方面去尋找原因，這在兩千多年前也是一種新的探索，是一個進步。韓非認為在這個“爭於氣力“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好利惡害”、“喜利畏罪”、“挾自為心”的。上自君主，下至庶民百姓都是一樣的，為了利，人們互相爭奪，互相利用；為別人服務，為別人效勞，也是出於“自為心”，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在此情況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利害關係，君臣、父子、夫婦，都是互相利用，互相計算的。二、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所以要解決兼併諸候實現統一，就要加強“氣力”。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都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氣力”，增強國家的實力。韓非也講耕戰，就是商鞅講的農戰。韓非的耕戰論是商鞅農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韓非認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即耕戰可以使國家富強。韓非對發展農業是有信心的，他繼承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產，增加收入，主要在於人的努力，“人多，皆人為也”。對實現“人多”的具體措施，他提出：第一，要撐握好天時。第二，要勤勞。第三，要懂得農業，畜牧業的生產知識。第四，運用先進的生產、運輸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 韓非認為推行耕戰必須勱行法治，“顯耕戰之士”。在韓非看來，國勢強弱不在於土地和人口的多少，而在於是否勱行法治，是否賞罰分明。實行法治，“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緻賞”，使從事耕戰的人得到富貴，受到尊顯，這樣才能搞好耕戰，富國強兵，這是“帝王之政”。為了激勱人們“急作”，發展農業，韓非反對用向富人徵的稅來資助貧者。 韓非還認為耕戰政策所以收效不夠大，就是因為耕戰以外的其他行業“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尊”。他列舉了無益於耕戰的五種人，“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稱這五種人為“五蠹 ”，他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變勿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