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處理社會各階級、階層、集團之間的利益，是諸子討論的中心問題，也是政治思想中根本性的問題。先秦時期許多思想家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國家之利應高於君主之利，唯獨韓非子不同，他提出君主之利高於國家之利。
韓非子認為“國者君之車也”，韓非把天下完全視為君主的私囊之物。他主張用利導的辦法，使臣民的“自為”為君主服務，“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
韓非子認為君臣的關係是，“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君與臣的關係是一種交換買賣關係，關鍵在於君主要善於作買賣。君賣給臣的爵祿是實惠的，臣賣給君的智力必須是有用的，這就是“法術”、“智術”。
韓非子主張，還必須把民也動員起來，動員的手段不外乎“利”，“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
韓非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韓非的歷史觀和社會觀。韓非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的，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今世四個階段。“當今之世”與過去相比，有什麼變化呢？韓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戰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民不爭”，發展到“民爭”。他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當今之世”是一個“爭”的社會、“爭於氣力”的社會。“當今之世”的爭，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要爭？韓非是用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解釋的。他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而當今則不同，“今人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末死而有二十五孫。最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講人口過剩的學者。他認為人口多，財物寡，是社會動亂的原因。他認為人的數量越來越增長，而生活資料的生產愈來愈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事力勞而供養薄”，不是說勞動強度增大了，而是人均獲取的生活物資比上古時期少了。韓非從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分析人類社會的變化，也就是從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尋找社會變化的原因，而沒有從“天”、“聖人”、道德等方面去尋找原因，這在兩千多年前也是一種新的探索，是一個進步。韓非認為在這個“爭於氣力“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好利惡害”、“喜利畏罪”、“挾自為心”的。上自君主，下至庶民百姓都是一樣的，為了利，人們互相爭奪，互相利用；為別人服務，為別人效勞，也是出於“自為心”，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在此情況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利害關係，君臣、父子、夫婦，都是互相利用，互相計算的。二、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所以要解決兼併諸候實現統一，就要加強“氣力”。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都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氣力”，增強國家的實力。韓非也講耕戰，就是商鞅講的農戰。韓非的耕戰論是商鞅農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韓非認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即耕戰可以使國家富強。韓非對發展農業是有信心的，他繼承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產，增加收入，主要在於人的努力，“人多，皆人為也”。對實現“人多”的具體措施，他提出：第一，要撐握好天時。第二，要勤勞。第三，要懂得農業，畜牧業的生產知識。第四，運用先進的生產、運輸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 韓非認為推行耕戰必須勱行法治，“顯耕戰之士”。在韓非看來，國勢強弱不在於土地和人口的多少，而在於是否勱行法治，是否賞罰分明。實行法治，“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緻賞”，使從事耕戰的人得到富貴，受到尊顯，這樣才能搞好耕戰，富國強兵，這是“帝王之政”。為了激勱人們“急作”，發展農業，韓非反對用向富人徵的稅來資助貧者。 韓非還認為耕戰政策所以收效不夠大，就是因為耕戰以外的其他行業“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尊”。他列舉了無益於耕戰的五種人，“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稱這五種人為“五蠹 ”，他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變勿怪矣！”
韓非是先秦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他的法治原則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第一，法要統一。法應有相對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隨心所欲地任意解釋，法不應彼此矛盾，前後不一。第二，法要嚴峻。韓非和秦國法家一樣，是重刑主義者。他說：“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第三，法要公平合理。他提出了“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主張。在用人問題上，他強調“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第四，執法要信。所謂信，就是法的條文怎樣規定就怎樣執行，不打折扣。韓非指出：“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但是，韓非的主張是建立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上的，君主可不受法令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