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

　　韓非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韓非的歷史觀和社會觀。韓非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的，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今世四個階段。“當今之世”與過去相比，有什麼變化呢？韓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戰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民不爭”，發展到“民爭”。他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當今之世”是一個“爭”的社會、“爭於氣力”的社會。“當今之世”的爭，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要爭？韓非是用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解釋的。他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而當今則不同，“今人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末死而有二十五孫。最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講人口過剩的學者。他認為人口多，財物寡，是社會動亂的原因。他認為人的數量越來越增長，而生活資料的生產愈來愈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事力勞而供養薄”，不是說勞動強度增大了，而是人均獲取的生活物資比上古時期少了。韓非從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分析人類社會的變化，也就是從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尋找社會變化的原因，而沒有從“天”、“聖人”、道德等方面去尋找原因，這在兩千多年前也是一種新的探索，是一個進步。韓非認為在這個“爭於氣力“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好利惡害”、“喜利畏罪”、“挾自為心”的。上自君主，下至庶民百姓都是一樣的，為了利，人們互相爭奪，互相利用；為別人服務，為別人效勞，也是出於“自為心”，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在此情況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利害關係，君臣、父子、夫婦，都是互相利用，互相計算的。二、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所以要解決兼併諸候實現統一，就要加強“氣力”。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都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氣力”，增強國家的實力。韓非也講耕戰，就是商鞅講的農戰。韓非的耕戰論是商鞅農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韓非認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即耕戰可以使國家富強。韓非對發展農業是有信心的，他繼承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產，增加收入，主要在於人的努力，“人多，皆人為也”。對實現“人多”的具體措施，他提出：第一，要撐握好天時。第二，要勤勞。第三，要懂得農業，畜牧業的生產知識。第四，運用先進的生產、運輸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 韓非認為推行耕戰必須勱行法治，“顯耕戰之士”。在韓非看來，國勢強弱不在於土地和人口的多少，而在於是否勱行法治，是否賞罰分明。實行法治，“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緻賞”，使從事耕戰的人得到富貴，受到尊顯，這樣才能搞好耕戰，富國強兵，這是“帝王之政”。為了激勱人們“急作”，發展農業，韓非反對用向富人徵的稅來資助貧者。 韓非還認為耕戰政策所以收效不夠大，就是因為耕戰以外的其他行業“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尊”。他列舉了無益於耕戰的五種人，“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稱這五種人為“五蠹 ”，他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變勿怪矣！”

　　韓非是先秦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他的法治原則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第一，法要統一。法應有相對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隨心所欲地任意解釋，法不應彼此矛盾，前後不一。第二，法要嚴峻。韓非和秦國法家一樣，是重刑主義者。他說：“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第三，法要公平合理。他提出了“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主張。在用人問題上，他強調“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第四，執法要信。所謂信，就是法的條文怎樣規定就怎樣執行，不打折扣。韓非指出：“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但是，韓非的主張是建立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上的，君主可不受法令的制約。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也就是韓非的作品集《韓非子》。韓非（約前280年-前233年），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當時韓國國力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韓非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讚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鍊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韓非子》是韓非的著作。《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