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警惕農民階層的淪陷

　　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

　　華中師範大學日前釋出《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資料顯示，中國農村居民基尼係數在2011年已 達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國際警戒線。收入最低的20%樣本農戶，與收入最高的20%樣本農戶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專家介紹，與改革開放 初期的0.29相比，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係數已大大提升，“馬上可能跨過警戒線了，是在合理區間的末端。”

　　這一調查結果為我們呈現出一幅觸目驚心的農村社會圖景。這其中，一部分農民收入可觀，生活豐 裕，已經絕塵而去；而另一部分農民，卻依然掙扎在貧困泥淖中不能自拔，如果沒有外力的援手，怕是很難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甚至還有可能繼續淪陷下去。這 樣的情形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警惕，並相應採取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以防範農村內部貧富差距的惡性擴大。

　　以往人們可能習慣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併為此做出了諸多艱苦的努力。這些年來，國內的城鄉 差距儘管沒有明顯縮小，依然徘徊在警戒線附近，專家也頻頻發出預警，但是，就整體的收入狀況看，農民收入是持續上升的。《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也披 露，2010年，農民家庭戶均現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則攀升至38894.38元。這10%多的上升幅度，還是十分可觀的。

　　只是，過於專注於城鄉差距的應對，卻不免忽略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而這種差距可能產生的危 害性、破壞性，並不比城鄉差距更小。在城鄉差距尚未得到有效緩解的情境下，如果再疊加上農村內部的巨大差距，雙重的擠壓、雙重的淪陷之下，必將會對中國經 濟社會的正常執行產生深遠而深刻的影響。有沒有足夠的彈性承受這樣的擠壓，對於政府而言，絕對是嚴峻的考驗。

　　時下的農村社會，早已不再是先前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村了。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工業 收入、現代集約農業收入的增加，特別是打工收入的增加，在造福一部分農戶的同時，也使得農村居民的收入越來越傾斜，貧富差距越來越拉大。在東部一些農村， 工業經濟的輻射十分普遍，很多農民投身其中，並切實受益。而西部一些地區的集約農業，其發展勢頭也十分看好。

　　另一方面，與權力資源的分配同步，這些年來，農村的經濟社會資源也越來越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 群手中。這也勢必造成一部分農民的率先富裕、越來越富裕，而那些無權染指公共資源的農戶則每況愈下。比如，很多政府補貼的農業專案，往往淪為少數有話語權 農民的禁臠；而社會捐助的分配，在很多農村也難以稱得上公開公正公平。長此以往，必然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此外，城市化的高速推進，當然造就了一批“富豪農民”，卻也擠佔了原本屬於全體農民的公共資源。城市近郊的農民，往往能夠得到比遠郊更為豐厚的土地回報；而議價能力更高的村莊，也往往能夠獲得更大的佔地補償。

　　可見，農村內部的貧富變化，本質上依然是公平性缺失所導致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欲求縮小農村 農民之間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則首先應該實現權利平等，要讓農民都有平等的就業機會，不能聽任農村在少數人的掌控之下繼續淪陷下去；其次，必須進一步強化 對農村的社會保障，不能滿足於“低水平、廣覆蓋”的成就，而是應該探索對農村貧弱群體實施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兜底”政策，不然，這部分人群就永遠不可能有 體面的生活。

　　一個衣食無憂、健康快樂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程序的基本保障。“驅動力”也好，“蓄水池”也罷，農村農民都應該獲得最基本的生產生活保障，都應該葆有基本的權利平等。一旦底層淪陷，則必然危及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執行。

　　落馬的“表哥”：楊達才

　　延安特大車禍中的“微笑局長”楊達才落馬了，而之前，他被網友翻了出來的眾多名錶，讓很多人開始對楊局長的工資產生疑問，湖北的某個大學生就寫信申請公開楊局長的工資。

　　9月20日，三峽大學劉同學收到陝西省財政廳寄發的覆函，檔案就其提出的資訊公開申請作出答覆，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陝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的工資不屬於財政廳政府資訊公開範圍”。

　　公眾翹首期盼了半個多月，看到的依然是兩扇緊緊關閉的大門，未免有些碰壁的痛感。雖然現在楊局長已經下臺，但是事情卻並不會就此而結束，畢竟，從“局長的微笑”，到“局長的名錶”；從大學生的公開申請，到紀檢部門表示“展開調查”，再到財政部門的斷然拒絕，這一事件實在拖得太久了。

　　楊達才腕上的名錶剛剛被發現5塊時，他還在“自圓其說”，聲稱“一家人一年工資十七八萬，加上與兒子換著戴，也不算什麼”。不過，隨著名錶數量的上升，以及眼鏡、皮帶等等高檔物件陸續被髮掘出來，楊達才自己顯然已經很難“自證清白”了，有關部門介入調查正當其時。

　　遺憾的是，這一事件發生、發酵快一個月了，不僅調查結果沒有披露，就連階段性的調查進展情況，公眾也無從得知。與此同時，關於楊達才的個人財產等傳言卻滿天飛。有關部門除了出來闢了一次謠之外，再無任何說法。相關部門的沉默，不僅不可能讓事態“自然而然”地平息下去，很有可能，還會放大傳言的分量，加劇公眾的焦慮，甚至還會對公眾知情權、監督權產生傷害。

　　其實，陝西省有關部門完全可以根據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適時披露一下調查的進展，比如，楊達才“全身都是寶”的真實價格，楊達才的個人經濟收入等。要知道，蓋子既已揭開了，就很難再若無其事地蓋上。“名錶”故事的講述主角，現在是廣大網民，而非當地官員，僅僅是權威部門的緘口，並不能杜絕天下的悠悠之口。

　　楊達才的工資也許確實從現有法律法規中找不到公開的理由，但是，是不是可以從事件調查的角度來公開披露一下？因為，將名錶與工資扯到一起的不是別人，正是楊局長本人，為釋疑解惑、還楊局長清白起見，也應該公開他的收入狀況。

　　更何況，即便是從資訊公開的相關規定看，也未必就沒有相應的規定說不能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同樣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資訊。但是，經權利人同意公開或者行政機關認為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資訊，可以予以公開。”眼下，對楊達才個人工資的保密，顯然已經對公共利益造成了巨大影響，因此，於公於私計，都不如坦然公開。

　　近日，湖北武漢市漢口某小區的一處廁所圍牆上，驚現一行紅色大字，“外來民工禁止入內，違者罰款二百”。據修建這個廁所的業主解釋，因為這一帶外來農民工較多，常來這裡上廁所，把廁所衛生弄得很髒，所以才寫下這樣的告示。

　　那一行刷在廁所牆上的大紅字，很鮮豔，很扎眼。不只外來民工看得明白，附近來來往往的市民都能看明白。不過一個廁所而已，何以又是禁止入內，又是罰款二百，殺氣騰騰擺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架勢呢？

　　外來民工人數眾多，在如廁時，偶或不講衛生、弄髒廁所，也是不可否認的實情。但這也並不能成為公廁拒絕他們入內的理由。一方面，外來民工是一個很龐大的社會群體，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的素養都一樣整齊劃一，城市居民應該對他們多一點耐心，多一點包容。另一方面，外來民工素質的提高，恰恰在於其與城市居民日常的互動、交集乃至碰撞，並在這個過程中得以矯正與提升。

　　也就是說，外來民工從鄉村進入城市，並置身於陌生人的社群中間，這僅僅是進城的第一步，是一個開端。接下來，還需要學習適應城市生活，需要熟悉相應的一些準則。這其中，就包括如何使用公廁等公共服務設施。城市居民即便是出於自身生活的便利、順暢，也有責任幫助他們儘快融入城市。僅僅是指責、驅趕乃至拒絕，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此前，有媒體報道，在一些城市農民工乘坐公交車、地鐵等公共交通工具時，頻遭冷遇，甚至呵斥。很多有識之士紛紛就此批評城市對待農民工的冷漠。其實，城市的冷漠絕不僅僅體現在乘車、如廁等細微的小事上，更體現在時下城市對外來民工整體性的壁壘上。

　　比如，大批外來民工很難在城市裡有一個相對穩定、體面的居所，儘管經手建起的廣廈何止千萬間，卻沒有一盞燈可以安頓自己的身心；外來民工的孩子要麼跟隨老人留在鄉村，成為留守兒童，日復一日地盼望著能夠跟著父母一起進城生活，要麼果真跟隨父母進城，卻找不到一張擺放書桌的地方；外來民工還沒有基本的醫療保障，有病只能挺著，或者到黑診所隨便診治一番……

　　可以說，漢口那處廁所圍牆上的紅字，是寫在牆上的公開的拒絕；而城市對待外來民工整體性的制度壁壘，卻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潛藏在看似正常的生活之中。若說“紅字”，寫在城鄉壁壘上的“紅字”更扎眼，更讓人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