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的歷史意義

　　1、茶馬古道是一條政治、經濟紐帶。促進了西藏與祖國的統一和藏漢人民唇齒相依、不可分離的親密關係。透過這條古道，不僅使藏區人民獲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內地出產的物品，彌補了藏區所缺，滿足了藏區人民所需。而且讓長期處於比較封閉環境的藏區打開了門戶，將藏區的各種土特產介紹給內地。形成了一種持久地互補互利經濟關係。這種互補關係使藏漢民族形成了在經濟上相依相成，互相離不開的格局。由此而進一步推動了藏區與祖國的統一，藏、漢民族的團結。在歷史上，宋朝、明朝儘管未在藏區駐紮一兵一卒，但卻始終與藏區保持不可分割的關係，令藏區各部歸服，心向統一。其中茶馬古道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馬古道帶動了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沿著這條道路、伴隨茶馬貿易不僅大量內地的工農業產品被傳入藏區豐富了藏區的物資生活，而且內地的先進工藝、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進入藏區，推動了藏區經濟的發展。例如因茶葉運輸的需要，內地的製革技術傳入藏區，使藏區的皮革加工工業發展起來;又如因商貿的發展，內地的淘金、種菜、建築、金銀加工等技術和技工大量經由此道輸入，推動了藏區農作技術、採金技術和手工業的發展。同時，由於交易物品的擴充套件，藏區的蟲草、貝母、大黃、秦芄等藥材被開發出來，卡墊、毪子和民族手工藝品生產也被帶動起來，有了很大的發展。據統計，宋代四川產茶3000萬斤，其中一半經由茶馬古道運往了藏區。明代經由黎雅、碉門口岸交易的川茶達3萬引，佔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經打箭爐出關的川茶每年達1400萬斤以上。同時，大批的藏區土特產也經由此路輸出。據1934年統計，由康定入關輸向內地的有麝香4000斤、蟲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銀400餘萬兩⑩。可見漢藏貿易規模之大。在這一貿易的帶動下，藏區商業活動迅速興起，出現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達倉、三多倉、日升倉等(倉，藏語意為家。這裡用作商號);出現了集客棧、商店、中介機構為一身的特殊經濟機構–鍋莊。康巴處於條大道的中心，受這種環境的薰陶，最早改變了重農輕商的觀念，養成了經商的習慣。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幹，由此遠近聞名。

　　3、溝通了藏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馬貿易的興起使大量藏區商旅、貢使有機會深入祖國內地;同時，也使大量的漢、回、蒙、納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軍進入藏區。在長期的交往中，增進了對彼此不同文化的瞭解和親和感，形成了相容並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馬古道上的許多城鎮中，藏族與漢、回等外來民族親密和睦，藏文化與漢文化、伊斯蘭文化、納西文化等不同文化並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現複合、交融的情況。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輝煌的喇嘛寺，也有關帝廟、川主宮、土地祠等漢文化的建築，有的地方還有清真寺、道觀。各地來的商人還在城裡建立起秦晉會館、湖廣會館、川北會館等組織，將川劇、秦腔、京劇等戲劇傳入藏區。出現了不同民族的節日被共同歡慶;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納;不同的民族習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諧。文化的和諧又促進了血緣的親合，漢藏聯姻的家庭在這裡大量產生。民族團結之花盛開在茶馬古道之上。

　　蒙山，自古便與青城、峨眉並稱為蜀中三大名山，以茶而聞名於天下。蒙山茶從唐玄宗天寶元年入貢皇室，直至清末，貢茶歷史達1169年。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溫而主祛疾。”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曾有“琴裡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的佳句。

　　蒙頂山脈年降雨量2200毫米，全年日照僅100多天，多雨、多雲、多霧、空氣清新，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為雅安成為世界“茶”的故鄉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傳說2000多年前，有位叫吳理真的道士在蒙山種下七株茶樹，取甘露井水熬煮，創造了“茶”這個流芳百世的飲品。

　　《史記·周本紀》載，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紂，“南(四川)八部族貢武王荼(茶)”。《西藏政教鑑附錄》：“茶葉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產龍團、鳳餅茶，貢奉朝廷後作和蕃禮品帶進藏區）之後，雅安藏茶源源不斷輸入西藏，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

　　唐宋時期，雅州出產的茶葉源源不斷地透過西南邊陲運往西藏，形成初具規模的“南路邊茶”。當時的政府曾用茶來換取西藏的戰馬，這就是著名的“茶馬互市”。由於朝廷對茶葉的生產和貿易實行高度壟斷，在茶馬古道上有朝廷設立的“茶馬司”、“買馬場”、“驗茶關”等機構，目前雅安境內遺留的古茶馬司遺址就有六個。

　　宋朝在“榷茶制”、“茶馬互市”和“以茶治邊”等茶政的實施上，達到了我國古代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官榷茶葉不僅為了買到更多的馬，更重要的是透過對茶葉的壟斷，達到“以茶治邊”的目的。據《天全縣誌》載：宋朝熙寧年間，天全茶馬比價為一匹馬換茶一馱。崇寧年間一匹四尺四寸大馬，換茶120斤。到了明代，改為上等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馬一匹易茶60斤。隨著互市規模不斷擴大，朝廷換得馬匹增多，雅安輸入藏區的茶葉數量也逐漸增多。唐代時大約為幾十萬斤，宋代已達到近200萬斤，明代增至400萬斤以上。

　　由於歷朝歷代的茶馬互市，就產生了茶馬古道。“茶馬古道”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發，經瀘定、康定、馬塘、昌都至拉薩，再經日喀則出境到尼泊爾、緬甸、印度，史稱“川藏茶馬古道”；另一條路線從雲南省普洱茶原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至拉薩。所謂“茶馬古道”，實際上就是一條地道的馬幫背夫之路。

　　“茶馬古道”沿途，同時也是轉經朝聖道路的必經之路，一些民間藝術家們於過去漫長的時日中，在路邊的岩石、瑪尼堆上繪製和雕刻了無數的經文咒語、佛陀、菩薩和許多高僧的形象，還有一些神靈的動物形象，如魚、蛇、貓、海螺，那些造像為古道那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聖和尊嚴，也為那遙遠的地平線增添了幾許神秘……

　　藏茶自有記錄以來，就是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飲品，按歷史時期和各地風俗不同又稱為大茶、馬茶、烏茶、黑茶、粗茶、南路邊茶、磚茶、條茶、緊壓茶、團茶、邊茶等。千百年來，藏茶早已成為了生活在青藏高原藏區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集市寺登街

　　　“茶馬古道——跨越時空的穿越”採訪團日前去到了被譽為“茶馬古道上唯一倖存的古集市”的劍川縣沙溪鎮寺登街。走入寺登街，就彷彿走進了那段茶馬古道上馬幫興盛、商貿繁榮的歷史。寺登街距劍川縣城34公里。據史料記載，沙溪寺登街形成於元末明初，明即已初具規模，清末至民國是它的鼎盛時期，其崛起與雲南馬幫的興起有很大關係，當時是滇西有名的馬幫驛站和鹽、茶、馬集散地。數百年來，沙溪寺登街作為茶馬古道的陸路碼頭，既是食鹽的始發地，又是茶葉、馬匹、藥材、皮貨、獵鬃等的集散地。之後由於滇藏、劍蘭、平甸等公路的修通，到沙溪的馬幫相對少了，但正由於此，使寺登街較多地保留了當年茶馬古道的風貌，得以於2001年被世界建築物基金會（WHF）列入了“世界瀕危建築遺址目錄”.該目錄指出：寺登街是茶馬古道上唯一倖存的古集市，有完整無缺的戲院、旅館、寺廟、大門，使這個連線西藏和南亞的集市相當完備。寺登街沿茶馬古道呈南北走向，長約300米，東西寬約100米。寺登街最具商業氣息並體現茶馬古道集市建築特色的，當屬密佈在街道四周及巷道兩旁前鋪後馬店的商業建築。這些建築群具有典型的白族民居建築特色，三坊一照壁大馬店、趙家的四合五天井大院，還可以想見當年經貿繁榮之地豪門大戶的輝煌。2002年，在瑞士發展合作署、瑞士聯邦理工大學、瑞中友好協會的大力支援下，劍川縣與瑞士方面合作完成了《歷史文化名鎮沙溪古鎮保護與發展規劃》的編制，並通過了相關審批工作。2003年2月，沙溪復興工程開始實施，古建築修復由瑞士方爭取境外資金，並派專人現場旁站式指導監督付諸實施，按照“修舊如舊”的總體修復理念，至今先後完成了兩座寨門、五座大門、四方街及臨街立面、試點房、老馬店、興教寺及段家登戲臺的修復和改造；完成了寺登街核心保護區的強弱電入地安裝和供排水管網的改造；試驗性修復了2幅興教寺壁畫；重塑了大殿內五方五智佛像；完成了興教寺防火、防盜、防雷“三防”工程的安裝；完善了沙溪古鎮的美化、亮化、綠化等基礎設施，建設了生態停車場、小型汙水處理池，改善了古鎮的環境。沙溪復興工程（一至三期工程）已投入各類建設資金近2500萬元。沙溪復興工程的成功實施和取得的階段性成效，使沙溪這一“茶馬古道上惟一倖存的古集市”又逐步恢復了昔日的繁華，以沙溪為旅行目的地的國內外遊客不斷增多，旅遊產業成為當地支柱產業的勢頭也已日益凸現，為打造地方文化旅遊品牌、發展民族文化旅遊產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寺登街作為茶馬古道的重要集市已成為過去，但它作為茶馬古道文化長廊、馬幫文化的展現，將永遠不會被人們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