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男，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2、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篔，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3、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
陳寅恪是江西一位歷史名人。是以為集一身技藝在身上，百年難見的人物。曾經任職任教與清華，西南聯大，廣西，燕京和中山大學等等。自己也會寫一些書籍。接下來，讓我們一起到江西文化，瞭解更多關於陳寅恪的資料。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生於湖南長沙，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為兄弟間排輩。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
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復旦公學。
清宣統二年（1910年），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1914年回國。
民國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民國十年（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民國十四年（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由胡適建議採用導師制。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薦陳寅恪為導師，並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民國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民國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與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唐篔結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國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歎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民國十九年（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戰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3］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但由於此前在國內進行過一次不成功的手術，再經英醫診治開刀，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
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陽人。魏徵出身河北鉅鹿魏氏，要說也算是北齊之名門望族，其父曾任北齊屯留令。只是魏徵時乖命蹇，在距他出生還有三年之時，北齊就被北周消滅了;在他剛滿一週歲之時，北周又被楊堅的隋朝給取代了。連續的改朝換代，連續的政治洗牌，生生把原來勉強稱得上望族的魏氏給弄成寒門。因此，對魏徵來說，所謂的名門望族只是一個可供自己精神勝利的溫暖回憶而已，他從來沒有從中得到過一絲一毫的實惠。反倒因為家貧，年紀輕輕的魏徵很早就出家做了道士。他為人好讀書，多所通涉。隋末時，見天下漸亂，他特別偏重閱讀春秋戰國那些縱橫家的著作。
挺住挺住再挺住，是魏徵的生活信條。在這一信念支撐之下，魏徵先後或主動或被動地改變了五次主人：先投舉兵反隋的武陽郡丞元寶藏;接著服侍瓦崗寨首領李密;後隨李密降唐效力於李淵;不久因被俘開始效命於另一個義軍首領竇建德;竇兵敗後，魏徵開始作為主要謀士奔走於李建成的鞍前馬後，在此期間，他曾為李建成獻出了及早動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計。
太宗即位之初，勵精政道，多次於內殿與魏徵深談，訪以天下得失。魏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性又抗直，無所隱瞞。他常常犯顏進諫，神色不移，其事蹟史多記載，文章多多，故不詳述。貞觀七年，進封鄭國公。
值得一提的是魏徵身後事。魏徵曾經向太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和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才能。魏徵死後，杜正倫以罪獲黜，候君集謀反被誅，李世民就懷疑這位“老實人”有因私營黨的嫌疑。後來，太宗又知曉魏徵曾把自己給太宗的諫諍言辭書稿給史官褚遂良觀看，有博名之嫌，更加不悅，手詔下令罷掉先前把衡山公主許配給魏徵長子魏叔玉的婚約，怒極時還“親僕其碑”，一段君臣佳話，竟以此為終。 。陳寅恪寫道：“幸其事發覺於徵已死之後，否則必與張亮、侯君集同受誅戮，停婚僕碑猶是薄懲也。”
但無論如何，史書皆對魏徵極言讚美：“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都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貞觀十八年，唐太宗親征高麗受挫，發出了“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感慨，於是又下令將毀壞的魏徵墓碑重新樹立起來並慰問魏徵的遺屬。